整理者说明:

  1986年夏,已经退休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将军与陶然女士多次长谈。陶然,原名朱东北,是辽沈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著名将领朱瑞同志的次女。因吴忠系朱瑞同志老部下,所以吴忠与老首长女儿的谈话很敞开,无拘无束。

  陶然女士将谈话内容做了现场录音。

  吴忠与陶然谈话时,陶然的丈夫李大震在场。

  吴忠将军于1990年2月因车祸逝世。陶然也于1990年11月辞世;她临终前把吴忠将军谈话的录音带交给陈楚三、李大震两人各自保存一套,并嘱在适当时机整理公布。

  我们整理录音时力求保持口述原貌。但磁带有些地方听不清;特别涉及具体人名、地名时,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录音整理者:陈楚三 李大震

  “九一三”事件是我们党内一个重大的事件,党内从来没有过。可以相比的就是张国焘,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去了。

  事前我们一无所知。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回来的路上我和吴德一个车,请吴德到我家吃了面条当晚饭,商量如何传达的问题。我说,看李德生、纪登奎他们怎么传达,我们就怎么传达;吴德说只好这样了。

  这是主席第一次找我谈话。

  庐山会议(即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编者注)结束后接着是华北会议,然后紧接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吴李邱做检讨,主席批的话也很尖锐,还有刘子厚做检讨,河北省的。我联想到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看来要清算林彪的问题,不然他怎么当着我们讲林彪的错误呢?讲的虽然不多,但没有必要当着我们讲,这是打招呼:林彪是什么人。

  主席在丰台谈话以后,回来的晚上搞国庆节预演,三十八军等部队搞分列式,十二点吃夜餐的时候杨德中打电话给我,问预演什么时候结束?是总理问的。我说两点钟差不多可以结束。他说总理的意思可否提前结束?我说可以,现在就可以结束。当时并没想到林彪跑了。“十一”没有搞游行,只搞了游园。

  夜里三点钟左右,杨德中打电话,总理要我们到大会堂去,有吴德、我。到大会堂时,总理正向各大军区打电话讲林彪跑的事,打哑谜、暗示,说那个长期养病的人,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的人,带着他的夫人向北跑了,向苏联方向跑了。总理要海军舰队和各地区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总理讲话中没有提林彪二字。总理打完电话后返过头对我和吴德讲,指着门说,主席就在这个房子里。我想总理的意思是,像林彪这样大的事件,主席不在中南海,而在这里,要准备打仗;我理解他是传达主席的意图。

  总理说有架直升机在怀柔以西20公里的上空盘旋,可能要迫降。我查了一下说,怀柔以西20公里可能是渤海所,这里是一个盆地,是一个镇,公社所在地。总理要我派民兵、派部队,赶快把迫降的飞机找到,包围山区,抓到逃跑的人,飞机上一定有党和国家的许多核心机密,一定要搞到手,不能叫他毁掉,片纸都不能丢掉。总理交代任务后,我马上在人民大会堂给警卫三师打电话,要离渤海所比较近的七团赶快向渤海所方向去,一定要找到那架迫降的飞机,不能让把上面的东西毁掉,马上行动。三师是机械化的,步兵都摩托化,快。接着我打电话给卫戍区司令部,要求怀柔和延庆民兵马上出动,包围渤海所周围的山区,逐渐缩小包围圈,拉网式搜索从飞机上逃跑的几个人,不能让跑掉;接着又派卫戍区副司令李刚到现场指挥,要求他以最高速度赶去,但不能翻车,并要通信部门拨一条专线到渤海所公社,保持通话;要求李刚指挥民兵和三师七团找到迫降的飞机,机上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不能毁掉,片纸也不能丢了。李刚接受任务后走了。

  打完电话后回来,总理继续谈,说我们就不用打哑谜了,讲了林彪逃跑的事,要准备打仗。这时三十八军一个师(112师)在赤峰拉练,正在行军途中,总理说这个师就不到保定附近了,归你指挥;我建议把它放在昌平,总理同意了。总理说炮六师、坦克六师都归你指挥。离开前,总理说此事只准吴德、吴忠你二人知道,其他人不能讲;我向总理建议,应告诉政委杨俊生同志,否则不好工作,总理接受了,只准我们三人知道,不准扩大。

  回去后,在我的办公室,吴德和我向杨俊生同志传达了总理谈话的情况。接到李刚的第一个电话,说迫降的直升机找到了,上面有一个死人(驾驶员,被周宇驰打死了),抓住了两个人,一个叫李伟信,一个叫陈士印;发现两具尸体,问李伟信,说是周宇驰和于新野,在高粱地里自杀了,正在继续清查。李刚的第二个报告,说北京军区的部队和北空的部队正在向渤海所开进,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的。我一听不对,总理布置任务时没说要北京军区和北空配合啊!我立即告诉李刚,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来了,一定要非常客气、非常礼貌,很好招待,请他们吃饭;第二条,请他们把武器放下来,否则混战一场,或者把材料毁掉了,怎么办?要是问谁的命令,就回答是卫戍区的上级。接着,我马上向总理报告了情况和我的处置,总理说好,就这样办。我想,若先请示总理,说不定在这一刹那发生了情况,混战一场,我的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先讲了两条,马上发生情况你就可以执行,总理有新的指示我再修改。

  黄昏时我报告总理,正在搜查材料,对北京军区和北空部队准备发还枪支,让他们回去。总理说加一条,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李刚第三次电话报告,李德生主任打电话来,让把人、枪、文件等一切东西马上送到空军司令部。我听着不对,因为信不过吴法宪才派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空司现在情况不明,除了吴法宪其他人就没有问题?罪证材料送到空军大院,靠得住吗?我告诉李刚,空军大院情况不明,不能送到那里,要他派得力干部,足够数量的武装,绝对保证安全,马上送到卫戍区司令部,当面交给我!不能送空军大院!李刚不错,向我报告情况很及时,并没有马上往空军大院送。电话一放,我马上报告总理,李德生主任未经过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李刚要把抓的两个人、武器弹药和文件一起立即送到空军大院,因空军大院情况不明,我已告诉李刚派得力干部和足够数量武装,绝对保证安全,立即把人、枪、文件送到卫戍区交给我,总理说这样处理好,并要求人一到立即审讯李伟信,要我和杨俊生审讯,带得力秘书。后来我找了副政委邹平光同志参加审讯李伟信,审讯情况随时报告中央。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陈士印是一个飞行大队长,知道情况不多。

  我和吴德从总理那儿回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办公室主任通知各部门(只限于各部门),总参、总政、总后来电话要详细记录,要情况一律不回答。这是我回来的第一件工作,要赶快切断这条线,不让我的部队、机关再被总参插手、指挥。

  李德生同志两次电话都没有通过我和杨俊生同志,没有通过卫戍区机关,直接打到渤海所,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打这两个电话,是没经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让你去坐镇空军司令部是对吴法宪不信任,让你取而代之,你怎么对空军机关那么信任?派部队是不是他派的,我也没有再查,用不着我去查。但对你派的部队,我让他们缴械了。我也不怕得罪主任,你的做法不对。总理给我交代任务你知道嘛,找迫降的直升机是我的任务嘛!你要协助,应打电话通知我啊!突然派部队来,我知道来干什么?我报告总理后,总理同意我的处置。现在也不理解他那两个电话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有问他本人了。中央可能问过他本人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解决的。

  李刚在渤海所和我联系很方便,有专线。他后来报告,拣到一些纸片,撕碎了,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丢了好几个地方;收集起来一对,意思可以差不多,有林彪的签字,是给周宇驰、于新野的,就是“手令”;再有是一封信,林彪写给黄永胜的。对这封信的碎片可费了劲了,碎片是分几天送来的,拣一片送一片,我让部队继续拣,庄稼搞坏了高价赔偿。杨俊生对碎片,一个礼拜没对上;总理让公安部的专家来搞,并通知李震。专家对得很快,不到两小时就对好交给我了,我到大会堂送给总理,但上面抬头是“永生”,这时黄吴李邱还参加会议,总理让他们看这封信,据总理事后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后都说没有这样的人,黄永胜看了后一下就坐下去了,情绪很不好。又过两天,找到了“月”字边的碎片,对上了是“永胜”,总理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总理亲自保证”,很清楚是给黄永胜的信,这才肯定了黄永胜的问题。

  再一个是“手令”。还有一张信纸上写的乘坐飞机的编号,红铅笔写的。这时中央才下决心,黄吴李邱“保护审查”,实际上是隔离审查。记得是9月24日抓的黄永胜,黄永胜说没看到这封信。飞机编号是准备南逃时的飞机编号。直升机降落后,于新野把飞行员打死了,一起往高粱地跑,躲在高粱地垄沟里,和李伟信等商量好,大家一起死,他喊着口号,要忠于林彪,结果李伟信朝天打了一枪,没有死。飞机编号的信纸缺两个残片。给黄永胜的信比较完整,是要他安心,不要着急。

  解剖周宇驰、于新野尸体时,我给医生交代,切开胃,看看有没有吃下去的文件,医生没找出来。三个文件的残片没找全,但意思是明白的。警卫三师非常负责,像篦子一样找,还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残片。9月13日十天后,才对黄吴李邱隔离审查。

  为准备打仗,中央决定38军归卫戍区指挥。黄吴李邱隔离前召开作战会议,黄还是总长,我们给总理的报告,总理还给黄吴看了,要稳住他们。作战会议上传达了林彪逃跑事,做出部署,准备打仗。

  我推测,林彪知道主席从南方回来要召开三中全会,可能意识到是要解决、清算他的问题,批陈整风已经牵涉到他了,叶群作检讨了;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问题后,想跑也跑不掉了,他深知毛主席,所以要在三中全会前跑,这可能是他的考虑。

  从北戴河跑的时候,林彪坐的是保险红旗,8341警卫部队开枪射击了,当时认为是叶群、林立果把林彪绑架跑了,推着、架着把林彪弄上车,就开枪了。我看到车子了,车门玻璃上好几个印子,没打穿。有个警卫科长从车上往下跑,还被打了一枪;车门关不死了,车上的人拽着车门开到了山海关。警卫部队开枪是为了保护林彪,以为林彪被绑架。林彪跑时找不到林豆豆了,很紧张;女儿到警卫部队了,藏起来了,向中央打电话说林彪跑了,向广州去了,没说去苏联,看样子去苏联是临时动议,可能是因为女儿找不到了,怕泄露机密,去广州靠不住了,才往苏联跑,这是我的估计。

  有一次开会,那时我是林彪专案组成员,江青非说林立衡是林彪的坐探,要关起来;总理听得不耐烦,说把情况报告毛主席后,毛主席说,要不是林立衡向我们报告情况,我们都蒙在鼓里面呢!因此才在关于林彪的“一号文件”中写了“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总理说,我认为这样写是对的,主席也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把江青顶回去了。过了一会儿,江青说,讨论问题你不要发脾气嘛!我们都在场,总理没有发脾气呀?后来林立衡还是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我认为林立衡应该是立功受奖的人,够大义灭亲的了,是个好同志,应该让全国都知道。江青整她,在警卫一师实际上是关起来,逼得吃药自杀一次,抢救过来了。林彪逃跑,亲生女儿揭发他,对我们党的形象有什么不好?总理写得好:为党立功的林立衡同志。到现在我也认为应该宣传林立衡。

  直升机上有很多文件,还有很多军事部署,对苏方向上的雷达部署都有;还有好多录音带,有一盘录音带装在信封里,上面写着“绝密文件”,听不清楚;后拿到公安部,技术人员把转速搞对了就听清了,是黄永胜给叶群打电话,谈私生活问题,林立果录下来了,录的质量不好,但可以听清楚。审讯黄永胜时给他放,他有意见,说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们搞这个不严肃。

  还查到三万外币,我看是德国马克,报告总理,总理说不对,哪来马克呢?后来知道是三万美金,又报告了总理。

  那一段只有我们三人知情,整天忙乎,机关的人不知道;向总理报告情况,处理问题,机关的人判断与林彪有关,但究竟是啥问题不清楚。

  飞机上文件很多,要带到苏联去作为见面礼,不重要的文件、一般的文件,带去干啥?都是些重要机密,总理判断对了,他说里面一定有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不能叫毁掉了,片纸都不能丢掉。果然总理说得对。

  直升机是要往北飞,让飞行员往乌兰巴托飞,李伟信还活着。林彪的飞机一直向北飞,急急忙忙,机场有报告;有一次我向总理讲,不能打下来?总理说,你说的好!打下来你怎么解释?呲了我两句。直升机从北京起飞,两架没有联络,跑的时间一致,北空的飞机起飞拦截把它搞回来了。拦截还不是主要的,特别是驾驶员,他是中队长,不明情况,大队说找他去开会,正在睡觉,半夜三更找去了,叫他向乌兰巴托飞,枪逼着的,他觉得是要投敌,把罗盘搞乱了,周宇驰也搞不清往哪个方向飞了,看到钓鱼台向后转了一圈,一看怎么又回到北京了?这时到渤海所上空,飞机迫降,刚一落地就把驾驶员打死了。驾驶员是有功的,把罗盘搞乱了,不往乌兰巴托飞。

  9月13日以后,每天注意听苏联广播,林彪到苏联后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啊,发表什么文章啊,发表什么演说啊,但一直听不到;过了三天,蒙古方面提出抗议,说我们有一架飞机进入他的领空,落在他的领土上了。我们的大使去看,是一架民航飞机,死的人甩出来,没有烧毁,送回来的照片上,林彪、叶群都认得出来,它是没油了,迫降的,领航员也没有,油也没加足,非常仓促,可见是临时动议往苏联跑,不是周密计划往苏联跑。传说很多,黑匣子是烧不坏的,可能被搞到苏联去了,据说里面的录音还有开枪的声音,争吵,因为里面并不都是他的死党。这是传说,没准儿。但是照片上认得很清楚,林彪的膝盖骨露出来,搞断了,女尸(叶群)看得很清楚,肿胀起来了,并没有人员烧死,是迫降时飞机把草地划了很大一条沟,机翼在山冈上刮断了,翻下来造成的,看样子是迫降造成的,不是打下来的。

  9月13日上午总理布置任务后,同时做了决定:保密。知密范围很小。为了首都和全国的稳定、平静,广播还像过去一样,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知道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还这样讲,维持了不短的一段时间。这时外国政府向他的使馆、武官要情报,说北京出了事情;这些大使、武官回答说北京非常平静,什么大事都没出。发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之一以后才公开。

  抓黄吴李邱,毛主席、周总理很慎重,隔了十天。十天当中,中央的文件还要让他们看。找到林彪手令、飞机编号、给黄永胜的信以后才做出决定,隔离审查。9月24号晚上就准备了,总理找我们谈,抓起来放到哪里?我和吴德参加,杨俊生没参加。我考虑不能放在城里,警卫三师是新四军的,和黄吴李邱瓜葛少,吴法宪是新四军三师的,不是江南的,警卫三师是江南黄克诚的部队,总理同意了。商量结果,黄永胜由我押送到七团,怀柔;吴法宪放到三师九团,八里桥;邱会作放到牛栏山,炮团;李作鹏放在三师师部。这时天还没亮,预定抓他们是八点召开会议,战士还在车上睡觉。曾绍东押李作鹏。

  开会时,邱会作晚到十五分钟,去机场送行回来晚了。总理很敏感,是不是他发觉了?既然黄永胜烧文件,他也可能发觉不来了?总理说,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问我:你有机动部队没有,我说有;有多少?我说城外两个师,城里一个团刚拉练回来在半壁店,总理说好,由这个团执行,到西山100号,打一仗也要把他抓起来。这时邱会作来了。

  总理在新疆厅找黄吴李邱谈话,指出林彪准备南逃广州,你们了解不少情况,要老实交代。黄永胜表态,保证。总理叫我去,告诉黄永胜你到吴忠那里去,好好交代;黄永胜表示,拥护中央保护审查的决定。

  我押送黄永胜到三师七团,安排好后我离开时,黄永胜把我叫回去,要我向总理报告:“只要我知道的情况,我一定交代清楚。我拥护中央决定对我隔离审查。”

  林彪专案小组十个人,里面还有黄吴李邱;后来中央让我和李震审讯黄吴李邱,我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是公安部长,但不是专案小组成员,李震很客气,我还是让李震同志出头办这件事。

  审讯时,黄永胜不交代什么问题,给他放那盘录音,他说这是政治问题,不严肃。拿出林彪给他的信,他说没收到。王飞给他送的信,他说不是这封信。既然是写给黄永胜的信,为什么在周宇驰手里?是不是周宇驰让黄永胜看信后把信收回了?都是推测,不能认定。王飞送的是否是这封信也无法断定。黄永胜一直说没看到过这封信,我们也不能认定他看过这封信,理由就是这封信在周宇驰手里。但公审“四人帮”时,法庭上向黄永胜出示这封信时,黄永胜说看到了。我心里想,黄永胜可能紧张,一是他确实看到过这封信,另一种可能是,总理给他看过这封信,他没说清楚,是于新野、周宇驰给你看到过,还是总理给你看到过?没交代清楚,我也没法断定。我们搞了那么久他都不承认。

  那时认为吴法宪态度最好,林彪给他交了底啊,飞广州啊,等等,说得很清楚,毛主席决定要宽大吴法宪,给他找房子。我找了,马寅初的房子准备给他,老婆孩子可以住在一起。最后还有个问题让他交代,他说的含含糊糊。后来就没有给他那个房子。毛主席说吴法宪可以突破,一问他就哭,交代很清楚。法庭上已经问完了,要走的时候他说:还有个问题要交代!李作鹏,总理问他,山海关机场已经通知了,不准起飞,你为什么要他起飞?为什么修改了总理指示?邱会作也没交代什么问题。

  审讯黄吴李邱时,南逃问题没搞清楚,黄吴李邱是否知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我那时没搞清楚,审讯“四人帮”时也没搞清楚。

  “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内容是:

  毛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为了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混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一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按:口述如此,似应为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判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宜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林彪的“四不一要”虽然没有送到毛主席那里,是授意、起草、修改、抄清,据了解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总理说,林彪和他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林彪是想把这个送到主席那儿,取得主席批准后,他那个班底就保留下来了,黄吴李邱啊。他不是说有些人忧虑吗?安全没保证吗?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政治局的这些人。这样就把他的班底保下来了。这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已经查到黄吴李邱、叶群头上,实际上也查到林彪头上了,他想用这个办法制止,不要再查了,不要搞下去了,这是我的理解,把班底保住,这是一;第二,卫戍区这一条,我看了有后怕的感觉,也不用给你施加影响,也不拉你,拉你你会报告,传达到每个士兵,每隔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野心家一旦可以给你出情况,他说毛主席生死不明,或者他把毛主席搞起来了,打电话也打不出去了,那么要毛主席面授机宜才执行,现在毛主席不能面授机宜了,我是第一副主席呀,我给你卫戍区面授机宜你得执行呀,不执行马上把你抓起来干掉,换一个人,叫你抓谁你抓谁,这样一来,卫戍区部队在他手里紧紧掌握着,毛主席要是通过了他就掌握了卫戍区,说是“防止野心家捣鬼”,这样一个文件毛主席批准了,给士兵两三个月传达一次,十年不懈,一旦出了情况他是第一副主席,党章上写的接班人,他要面授机宜你不接受?不接受马上把你干掉,这就不是乱令了。用这个办法掌握卫戍区,倒真是个高明的办法,比请吃饭、照相、封官、拉你更安全,你要报告了他就暴露了,还真没有好办法对付他。但他没有送到毛主席那儿,他知道毛主席是个敏感的人,送给毛主席谁知道会怎么看,同意了好,不同意呢?会不会露马脚呢?他感到没把握,才没有上送,都已经抄清了呀!看来林彪这时候想的点子很多,想把他的班底保留,把卫戍区控制起来,必要时他来“面授机宜”,让抓谁就得抓谁,这不能说不厉害。

  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林彪在逃跑之前的心理状态,他是在想什么。他想的问题很大,把他的政治局保留下来,不捉、不捕、不关、不杀,十年不变,除了病故、退休的,十年不动,他对能否骗得过主席没把握才没送。

  这个材料很重要,庐山会议后林彪看到已经搞到黄吴李邱头上、搞到叶群头上,已经搞到他头上了,他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危局,这个办法不成才外逃,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不是一天想出来的,是深思熟虑,反反复复,抄清了以后还搁三天,考虑送还是不送,最后决定不送,因为没把握,一送就可能露馅儿了。这个材料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 原载《》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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