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毛泽东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

—-评李慎明先生对“探索中错误”的误读

作者:方绍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 12: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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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一)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 (二)  

    核心提示: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

  李慎明先生在“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毛泽东在建立新中国后所做的所有事情,包括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这不但是毛泽东晚年思考并力图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晚年的思考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性”。

  本文认为,在“政权永不变质”的问题上,李慎明先生混淆了“领袖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根本区别,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从“确保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意志及背后的终身制问题”误读为“确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党和政权不被腐蚀、不改变颜色的问题”;而邓小平晚年念念不忘的“乱子出在共产党内”则是戈尔巴乔夫式的用“领袖权力”瓦解“政党权力”的问题,它与毛泽东以“领袖权力”凌驾“政党权力”的模式毫无共同之处。

  本文进一步认为,李慎明先生的上述误断,本质上是对“一党领导”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逻辑的误解。“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逻辑就是“党权最大化”的逻辑,它本质上包含一个“双重逻辑”:一是“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二是“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是“领袖权力崇拜”的表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则是“领袖路线风险”的例子。中国目前的“领袖限任制”是突出了“中常委权威” 的“中央权力崇拜”,其“中央路线风险”已经不是过去的“个人变质”而是潜在的“集体变质”,而如果“集体变质”的可能性很低,这个“中央路线风险”则表现为“精英政治”导致的社会结构矛盾和“权贵文化”危机。本文下面将具体分析六个问题。

  第一是“权力意志”与“变质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说:“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这一概念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当然还可以探讨,但这一战略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在’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部分中明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个表述实质就是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中,所谓的“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其实是由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所规定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一种连贯和可公度的“变质标准”。我毛泽东说你高岗变质你高岗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彭德怀变质你彭德怀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刘少奇变质你刘少奇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林彪变质你林彪就是变质,我毛泽东说你邓小平变质你邓小平就是变质。

  所以,“永不变质提法本身是否完全科学准确”就只是个假问题,“变质标准”才是真问题。而“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则是操作层次的问题,不能与原则层次的“变质标准”相混淆。在毛泽东那里,关键是不能犯不忠诚的“组织错误”,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只是小节。“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在道理无法明说的情况下,毛泽东也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来指称那些不听话的人。

  第二是“权力意志”与“背离的标准”问题。

  李慎明先生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亦即毛泽东晚年探索中的失误”这一概念,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所以我们应该划清“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界限”。

  在我看来,李慎明先生这里混淆了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同具体政策的“认识能力”的不同,服从领袖个人的“权力意志”是政治的本质,探索具体政治经济路线则只是“认识能力”问题。毛泽东的错误,本质上是“自己有那个权力却没那个能力,别人要服从他的权力却不得才高盖主”的错误。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在个人“领袖权力崇拜”上并没有本质差别,所以,赫鲁晓夫实际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更谈不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背离的标准”同“变质的标准”一样,都是当权的领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或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是他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所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正是他的“权力意志”受阻的反弹;这才是毛泽东“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的真正原因,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拥有对马列主义的“唯一解读权”。

  所以,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探索中的失误”本身就是一种严重失误,问题的本质是“权力的独断”而不是“能力的不足”。权力和能力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但“专权者无能”不是一种“探索中的失误”。毛泽东的问题是硬要把“革命时期的威望”兑换成“建设时期的威望”而造成的问题。

  第三是“党权连续性”和“个人权力之争”问题。

  李慎明先生特别强调,邓小平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李慎明先生由此认为:“若是当年我们党像赫鲁晓夫评价斯大林一样对待毛泽东,很难想象今日之中国,会是什么局面。实践也已经证明,那些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所谓’个人权力之争’甚至’个人品质问题’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从“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看,推崇“领袖限任制”的邓小平,考虑的显然是从否定“领袖权力崇拜”到否定“中央权力崇拜”的危胁,他考虑的是“党权连续性”这个核心问题。在大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那里,“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准已经完全不同于毛泽东的标准,只是“党权连续性”的考虑并不妨碍他“借用概念、转换标准”。

  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从“个人权力之争”转化为“探索中的失误”则是一种“认识的倒退”。我也认为不能把毛泽东的“文革错误”归结为“个人权力之争”,但那是因为我更进一步地认为,“个人权力之争”只是“领袖终身制”等制度惯性的表象,其背后更深刻的矛盾,其实是“共产意识形态”的“新道统”对“权力终身制”的“旧法统”的冲击,这个冲击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法统焦虑症”。所以,“个人权力之争”和“个人品质问题”都是表象,制度矛盾才是“换了谁谁都会那样干”的真相,更大的真相则当然是“领袖权力最大化”和“党权最大化”背后的制度保障问题。

  第四是“兴衰更替的周期率”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问题。

  李慎明先生认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绝大多数人起来自己为自己负责,从而实现自己为自己当家作主;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则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选举把权力让渡给极少数’精英’,让他们为绝大多数人负责和当家作主。前者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后者的本质是资本当家作主。民主的名字相同,但其实质的不同却泾渭分明。但是,在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中,如何才能唤起人人都有起来负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才能建立保证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与制度,防止党永不变质呢?”

  李慎明先生提出了这个尖刻的问题,可他通篇文章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以至于让读者觉得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其实都是“被当家作主”,区别只是“让人人起来负责的机制”有程序上的不同。所以李慎明先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异常清楚,兴衰更替的周期率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结果必然是:“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实质民主”对“程序民主”的取代,可在我看来,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只是中国传统的“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粉饰和遮盖,中国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的“书面民主”。

  第五是“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和“不搞私有化”问题。

  李慎明先生还说:“笔者又重温了党史,更加感到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以及从这时开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重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中最为基础的是不搞私有化。不搞私有化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的根本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如果毛泽东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依然“伟大”,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就必然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的确也曾因此把邓小平打成“走资派”。所以,一个诚实的学者不能“同一个逻辑两头玩”,最后把自己给陷进去而不能自拔。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文根本不关心具体历史事件的“好坏对错”,本文只关心事件的真相和本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真相就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李慎明先生可以说“共产意识形态狂热好得很”,但却无法说它不是“共产意识形态狂热”。“不搞私有化是’五不搞’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诚实的判断,邓小平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早就使大部分国有经济私有化了,“不搞私有化”其实只是对还没有私有化的土地和大型国有企业的“不再搞私有化”。

  第六是“探索中的学费”及“和平演变”问题。

  李慎明先生坚持认为:“毛泽东就逐渐把防止党内变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毛泽东晚年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包括他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

  由于混淆了本文提出的“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或“党权最大化”的“双重逻辑”(即“领袖终身制”之下的“领袖权力崇拜”和“领袖路线风险”以及“领袖限任制”之下的“中央权力崇拜”和“中央路线风险”),李慎明先生始终未能把“维护领袖权力”与“维护党的权力”区别开来,始终拿毛泽东为“维护党权”的“正确”去混淆和掩盖他为“维护领袖权力”所造成的错误。

  李慎明先生还引用茅于轼的话说:“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确有右派。当年被打成右派者有的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且至今并不以为非”。 李慎明先生以此证明反右的正确,可这正好表明,为了确立“永不变质战略”的破碎逻辑,李慎明先生不惜把“领袖终身制”造成的错误当成了正确,把制度的错误当成了“反右扩大化”的政策错误。

  最后再次重申,本文关心的不是“维护党权”等具体事实的“好坏”,本文关心的是“现实的必然逻辑和真相”以及对具体事实看法的“对错”。“一党领导”必然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的“永不变质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承认“领袖权力最大化”的逻辑,所以不去分析“追求领袖权力最大化”必然首先“追求党权最大化”。李慎明先生把毛泽东的错误看成了“探索中的错误”而不是“维护领袖权力及相关制度”所造成的错误,所以,他只看到毛泽东的错误中存在“维护党权”的“正确”,却看不清毛泽东的一意孤行极大地危害了“党权最大化”,更看不到毛泽东的“学费”一直是邓小平和后邓小平时代的“负担”而不是“财富”。

  毛泽东的错误使当代中国的“党权最大化”陷入了“彻底否定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都有党权麻烦”的“两头尴尬”。只是,选择了“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种麻烦的李慎明先生,必然要另外多得一些理论逻辑上的麻烦。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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