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搞垮中国?也许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对敌对势力定义有太多种,在国际上与中国为敌的,跟政府官员作对的,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与人民利益为敌的,总之,国家、政府官员、执政党、甚至每个民众都可以判断和决定谁为自己敌人。但是,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某些敌对势力是可以搞垮中国的。

国际敌对势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其实“国际敌对势力”这样的威胁就从来没有消失过,“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吸收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各种腐朽思想也乘隙而入;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激烈。”这次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发文提出,似乎我们的领导高层又敏锐地觉察到有一个确切“国际敌对势力”正在精心策划一场颠覆中国的阴谋,武器就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而中国已经明智地预见到这场意识形态战争的严重性,采取的防卫手段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不光是学习文件中,在很多的群集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中,“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动乱,”总是位列其中。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在12·19乌坎讲话实录中这样描述“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他还说“像这样负责的政府,你不指望,你指望国外几个烂媒体,烂报纸,烂网站,好坏都颠倒了,他们负什麽责啊,啥事干不了,巴不得你们打成一团,社会主义大乱,他们就高兴了。有事找政府,不请外人说短长”。

相信郑书记这种想法在官员中是司空见惯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怀好心,他们的记者总是会千方百计找社会的黑暗面,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更是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报道中国社会黑暗面的就是敌对势力吗?陆丰市领导指责村民邀请境外媒体采访,有村民反唇相讥:“心裏没有鬼,你怕境外媒体做什麼?”可能有些官员还是不甘心,就算没鬼,媒体也应该是替党说话,而不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还有些领导甚至认为媒体就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

笔者最近看了关于西方媒体和政府关系的书,体会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中国特色的新闻媒体报道。可能中国会存在“官方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的情况,而西方民众对他们的媒体采取的态度还真是西方的“母猪有时也上树”。

由于西方媒体的参与,汕尾当局便将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的干扰。虽然我们看到后来广东的高层已经将原因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但我们也很清楚,这只是其中少数被扣上敌对势力而后得以平反的少数案例治理。到底“境外的敌对势力”在乌坎事件中起到多么关键的作用,可能只有扣高帽的当局自己心里清楚。当局也不要太低估了民众的智商和判断力,在后来对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分析中,对于乌坎的民众来说,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只是他们利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已,而不是相反,民众反被西方媒体所利用。

回到学习文件,笔者认为,与其定位一个连自己也指认不出具体目标的“国际敌对势力”,还不如真正重视自己本身存在的问题——,经济转型,关注民生……很多国内问题的解决都比打败“国际敌对势力”要迫切和严重的多。当有一天中国的软实力提升到人们向往移民,向往居住,向往学习的时候,“西化”、“分化”还是一个问题吗?

国内敌对势力

定义国内的敌对势力似乎比国外敌对势力更复杂,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成共识,但个人的利益追求却千差万别。在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就算有不一致的时候,个人利益也应该服从集体利益,服从大局。这样一来,人民内部至多只是利益有差异,而敌对势力应该全部是“非人民”。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看到党和人民内部的敌对势力也是如此之多。

在希望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的官员眼中,凡是阻挡他们滥用权力的人都可以成为“敌对势力”。去年几个比较典型官员定义的“敌对势力”的案例。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一位原副区长在大会上就曾说过,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在《人民日报:“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一文中,作者用了“对手思维”,其实当事件被详细曝光之后,村民与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之间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敌对方,在后者眼中,村民还可能是受到境外敌对势力所支持的“国内敌对势力”。跟政府作对的,上访的,维护公民权利的,只要是挡着了权力的路,一切都被定义为“敌对势力”。

标签化、敌对化民间维权,则从来是成本最小而收益最高的选项,因而最为地方政府所乐用。事实上也确实一直管用。一旦贴上这种“敌对势力”的标签,他们就不仅是政府的敌人,还是人民的敌人,对于这样的“全民公敌”,打击的力度当然应该最大最狠。木然老师在敌对势力在哪里?的分析就很透彻,“把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看成是敌我矛盾是权力者或为面子、或为乌纱帽、或为稳定、或为腐败、或为既得利益、或为政治前程编造出来的一个政治名词,是毛泽东专制思想在新时代的延续。权力者也会因此巧立名目,把毛泽东时期的那种专制形式拿来为权力者服务。只要公民反腐败、上访、反强征土地、反强制拆迁、搞民主自治、搞村民自治、搞社会管理创新等权力者都可以视为敌对势力,通过敌对势力的招牌名正言顺地打击公民。”

如果官员改变权力观念和执政思维,这种“被敌对势力”的国内敌对势力原本就不存在,它只是正常社会中的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它既不会颠覆政府,更不会搞垮中国,如果批评政府,甚至在法律的框架内维护公民的权利的行为能够被提倡并且健康发展,这只会使国家的政治生态更加良性平衡与和谐。

阴谋颠覆共产党政权的敌对势力……(这个问题目前无解)

然而,笔者认为人民为敌的敌对势力才是中国社会当前最危险的因素,也是最有可能搞垮中国的因素。也许这种敌对的倾向我们可以从当前严重的官民对立、仇官恨官现象中看出端倪,当掌握权力处于强势一方的官员这样肆意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同时还将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时,我们便不难理解这种“敌对势力”的恶劣。记得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国内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教授说过,“依中国的实力和块头,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搞垮中国,除了中国自己本身。”如果再加上一句,在中国内部,只有那些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根本无视人民权利,甚至牺牲人民利益的“狗官”(汪洋语)才有可能是最终搞垮中国的罪魁祸首。

建设文化强国需不需要树立“国际敌对势力”

胡锦涛总书记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文中分析,“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文章还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笔者很赞同文中分析的中国当前的文化道德状况,甚至认为社会的现实情况比文章所指出的更严重、更糟糕。同时,也觉得中国提出文化强国梦是正当时候,提高国家软实力也是国际舞台上大国纷纷追求的目标。然而,如果真正理解软实力的含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不是一定能实现文化强国梦呢?实现文化强国是不是一定要树立一个“国际敌对势力”假想敌呢?

软实力由约瑟夫·奈提出一直发展现在,已经拥有很丰富的内涵,它的范畴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尤其是通俗文化)的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可以看出,这些“”的提升需要扎实的“硬实力”作为基础,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强大“软实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和政治导向的能力不是依靠宣传就可以提高的。另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它在中国人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其他国家如果不反对,那他是否也赞同并且承认这种特色文化对他们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果没有,我们又如何将它上升为一种软实力?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在外交中,我们一边强调搁置意识形态,提倡文化多元化,所有国家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高举意识形态的大旗,还树立 “国际敌对势力”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假想敌,这样中国式特色思维恐怕别人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希望各国人民能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希望悠久的中国文明能得到发扬光大,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其他国家也将这种文化的传播看成是一种敌对势力的分化和中化企图,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既然自己能在国际上高调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又何来担心在国内传统文化就会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分化和西化,这表现的不是一种不打自招的不自信吗?文化不是权力和利益,它的非物质化的特性决定了真正优良的文化和文明是不会害怕“国际敌对势力”的诱惑和同化的,它更多地来自于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

在国家利益的面前要建立同志加兄弟式的“革命友谊”已经很困难,但我们也不能用“国际敌对势力”随意给别人贴标签,更不能再捡起已经放下的意识形态的旗帜强调斗争。文化强国的实现不靠宣传,更不靠斗争,而是依靠自身的建设。如果不是故意转移视线,还希望中国能够将关注的中心放到自身问题的解决上来。

“除了中国自己打败自己,没有人可以摧垮中国”,我始终坚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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