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死亡vs希望

2012年01月20日 13:05:02

  死亡
 
   你知道吗?圣歌总与死亡有关,向死而生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底色。
   金庸小说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是明教教徒下葬之时所咏唱的挽歌,其中几句特别悲情: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我以为这几句比中国传统挽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来得悲凉,且更能参透死亡之意义。
   “死亡之意义”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圈套,我们都知道,与个体,死亡即是意义总结。无论以何种方式走完自己的旅程:单就我们目睹的2011年的这些死亡:最终没有逃脱猎人追逐的本拉登,在自己的江南故乡静静离去的木心,凶残一世以然半疯,最终被虐杀的卡扎菲,用自己的执着苛刻让一件商品成为宗教的乔布斯,还是为中国社会牺牲品的动车校车等等各种事故的死难者,一旦死亡,进入另一世界,与其而言,已经跨越了语言和意义的边界。
   死亡是生命之他者,死亡之无意反证着现实社会的无意。而同时,唯有生者才能看到死亡之意义。历史学家高华葬礼上,张鸣教授高呼“天会亮的”,可精研历史的他们都应该清楚,死亡常常无常,且无善恶因果,当看到卡扎菲最终落到暴民手中倍受凌虐的时候,当然可以说正义最后实现,体会正义同时邪恶的伦理快感。可是,在2011年,乃至还之前和之后的很多很多年,我们也一次次看到暴君独夫安然而逝,得以善终,无辜者白白丧失生命,未等到天亮生命已经永远离去,正义也最终没有到来……
   让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有意义,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建构自身意义必需的地平线。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人类社会具有了理想主义的气质,也拥有了向真向善向美前进的内在驱动。钱理群先生曾经回忆,在经历过某一历史时刻,而陷入极度精神苦闷之中的时候,正是“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如雷电击中了他,并信笔在随后加上两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他的研究生。几天后,收到回信,却发现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四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
   而另一位北京大学的女诗人,在几十年前也留下这样的诗句:“生也何欢,大节正气。三军罢帅,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林昭《1965年3月7日再题》)
   照我说,2011年最让人羡慕的死亡是政治家、艺术家哈维尔的死亡:能够在胜利后从容离去,这是多么幸运和美好的事。
 
 
 
   希望
   你可能听过这个论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伦理难题和道德划滑坡乃是常态,犬儒充斥人性、庸恶充斥生活。
 
   在过去一年,似有无数事实在证明着这个判断:矛盾加剧,贪腐蔓延,血拆时现,扶老成困境,路人罔顾被压幼,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改革难行……而“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清晰。
   这个判断,让你我常常绝望。甚至以为,绝望是我们的宿命,沉沦则是注定的结局,在多娇山河中世代居住的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拥有面向远方安居的生命,注定拥有葡萄藤般的时日并光照世界。于是,“希望”两字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成为真正的奢侈品。
   于是,当你环顾四周,也许会发现,无论是那些为国运忧虑,思考这个地方未来命运的人们,还是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只愿儿女有美好未来的人们,无论何种立场,如果问他们是否胸怀希望,答案多半也是否定的。
   是沦落淹没希望,还是丧失希望加速了沦落?这个“鸡与蛋”式的问题,在现实中如此逼仄纠结着我们。
   但是无论何者是因,何者为果,我们,你和我都清楚,希望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是重要:人之行为源于判断,而决定判断的,乃是预期,有希望,则有预期,有预期,方能有良善之心。所以,即便我们承认今天难以看到善的希望,正义公平的希望,价值的希望,我们也一定要寻找到希望。
   当绝望来袭,就让我们开始相信爱情吧,就让我们开始相信泥土,让我们保持谦卑,努力去寻找、去点燃人性之善吧。即便支撑的理由不多,我们也必须怀揣希望,背负着未来跨过时间之流。
   即使无望,也记住这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时代周报春节特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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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20日, 3:29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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