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要]:60多年前,阳和平的父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放弃了美国的生活,奔向延安。阳和平还没出生的时候,身份就已经定格为“中国牛场工人的儿子”。就像那部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一样,文化冲突与和解成为他人生的重要主题。

阳和平,2012年整整60岁,他出生在中国,5年前回中国定居。中国周刊记者/王攀摄


1967年,北京,一家五口的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中国农场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 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Engst在瓦窑堡 的窑洞里结婚。Erwin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 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阳和平随父母来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滩农场里度过。七八岁时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农场的全景:、树林、农舍的炊烟。“太美 了。”他一脸陶醉。和很多中国男孩一样,阳和平爱玩火,有次点着了农场的柴火垛,差点酿成大火灾。父亲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抡圆胳膊打 他屁股。

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圣诞节。1962年,阳和平的姥姥卡玛丽达为了看望久别的女儿,从苏联入境,来到中国(这在当时是非法的),带来一棵 挂着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树。父亲告诉他,晚上会有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礼物从烟囱里进来,给乖孩子的袜子里放上礼物,给淘气孩子的袜子里会放上一大块煤炭。 “兄妹三人,我总是拿到炭。”

牛场里的圣诞节,没有烛光晚餐,也没有圣诞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帮子就着面条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让阳和平开心很久。

“美帝”回国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

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50多年过去了,阳和平还是有些忿忿不平:“都是孩子,凭什么剥夺我打架的权利?为什么就我必须好好学习?”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时,寒春带着他去城里送奶。很快,马路被堵住了,围观的人们像看动物一样看着他们,警察来了才把他们解救出来。阳和平很难受,母亲安慰他:“他们没有敌意的,只是好奇。”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6年,寒春和阳早调到了北京做文职工作。后来他们主动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继续养牛。“”开始后,刚读完初一的阳和平也想和同学一样上山下乡,可学校没有批准,找区里、市里的领导也不行。“因为我大鼻子呗!”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 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 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 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巨变在悄悄地发生,1971年,一支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乒乓外交”解冻了两个大国的冰冻关系。这一年春天,阳和平的舅舅、美国记者韩丁受周恩来 总理邀请来中国访问。韩丁之前也曾访问过中国,并把自己的女儿卡玛留在中国。那年秋天,卡玛跟着父亲韩丁回到美国。打那时起,阳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 的美国来信,“当时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写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乡,开始诱惑他。他开始努力学英语。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

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 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美国没有铁饭碗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 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

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 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 候练出来的。”

美国转了大半圈,他们在旧金山给自己放了假。父子俩租了部车,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风。路过一个小镇,他们买了两盒半加仑装的冰激凌当午饭。“我们全 家都爱吃冰激凌,”阳和平捂着脸笑,“美国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驾驶座位上的阳早滔滔不绝地讲着笑话。阳和平突然发现,那个脾气暴躁、不苟言笑的父 亲,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国最开心的一天。”他把手挪开,眼圈红了。

从上至下依次为:1.1958年,在陕西的草滩农场,6岁的阳和平与父亲、弟弟、妹妹的合影。

2.1962年,10岁的阳和平为姥姥使用的冲水马桶挑水。

3.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岁的阳和平和妹妹实验自己制造的发电机。

4.1979年,27岁的阳和平到北京光华木材场看望师傅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 学弄懂了,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从拉特格斯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阳和平在一个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厌倦了,因为老板只知道吸引那些“没有破产却花钱多的人”,却创造不出一点社会价值。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感。

他觉得在美国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场电影,自己只是观众,却在影片中找到了寻求已久的答案。

撞车

2005年,美国电影《撞车》上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洛杉矶来自不同文化地域人们的冲突与和解。就像这部电影一样,阳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车”。

太平洋两边折返了好多圈的阳和平决定在中国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找了份教计量经济学的工作。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在1982年,寒春和阳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庄农场。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离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养殖和机械设 计的资料。望着堆积如山、泛着黄的笔记和图纸,阳和平常常挠头:“我想一页一页照下来,做成电子版,可工作量实在太艰巨了。”

偶尔,他的学生会来到这间小平房,帮他整理这些“带着奶牛味道”的纸张。尽管阳和平很少在课堂上提起,但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知道,他的父亲母亲,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研一女生周纤是阳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时就听过阳和平的课。她至今还记得,一次吃西瓜,阳老师也借此讲到了中美差异:中国人习惯切成片,但美国人就得切 成条吃——“因为我们是大鼻子。”作为校“三农”协会的负责人,周纤经常和他讨论农村问题。“每次组织学生去农村实践,阳老师会提出一大堆建议。”她说, “可他不愿跟着我们一起去,担心自己的模样会在农村引起麻烦。”

这个上课喜欢让学生们讨论、总是乐呵呵的外教,考试给分很合理。但他仍坚持美国式的认真,如果有学生担心挂科去找他加分,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帮你复习功课。”

最近找阳和平写出国推荐信的学生越来越多,他总是举笔如扛鼎:“太复杂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国的老师们总是习惯让学生写完内容,自己在下面签个名字,但阳和平坚持自己写:“我有我的原则。”

学院领导催他多发表几篇学术论文,他从来都不着急:“我是体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评职称。手里的确有可写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时间才能出结果啊。”他认 为目前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太严重,老师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拢——美国大学里拥有管理权的是教师委员会,老师都不稀罕那个权力。他批评很多大学老师是在“混 日子”。

他甚至会因为一些学生的“崇洋媚外”而伤心:“总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电影、时装和政治体制都当成自己的标准。”

可阳和平也常常不自觉地按照美国标准行事,他的中国爱人闵晓红最怕和他一起过马路——一看见红灯右转的车辆和行人抢道,阳和平肯定会拦上去和司机理论,有一次还差点跟人打起来。阳和平的理由是,美国的汽车在红灯右转时,必须等人行道上没人才能过。

在家里,阳和平从来都不让爱人为他洗衣服:“你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学历并不高的安徽妇女,时常会被他这样的话语逗乐。她经 常翻阅阳和平放在床头的书:《墓碑》、《问苍茫》、《反右派斗争始末》……这些书多为盗版的,是阳和平从地摊淘换过来的。

前些天,美国的朋友告诉他,美国警察和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起了冲突,打伤了一位抗议的退伍军人。“好家伙,整个加州都愤怒了,几千人占领了码头高喊:这 是我们的国家,宪法给我们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挥舞着胳膊,仿佛身临其境,“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却宣传自己是正义的。一旦谎言被揭穿, 你看美国群众的反抗有多厉害!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美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最近一次“撞车”发生在公交车站上,阳和平抱怨公交路线设计不合理:“不能直达地铁站,多么荒谬。要是在美国,公众会起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的失当!”爱人闵晓红调侃道:“你的意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了?”他急了,争辩:“不是那么回事,这和主义没有关系!”

来源: 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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