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埃丽卡.唐斯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黄耀毅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埃丽卡.唐斯
能源产业和金属产业是中国海外投资比重最大的两项产业,而中国企业到世界各国开发的同时,是否对于当地政治造成影响。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埃丽卡.唐斯(Erica Downs)的统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发放了好几个能源业的巨额贷款,包括借给俄罗斯三家公司共310亿美元、借给委内瑞拉326亿美元,借给土库曼斯坦8亿1千万美元等,显示了中国重视稳固其能源供应。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也在1月初购买了美国德文公司内布拉斯加州五个页岩油气资产权益的三分之一。
此外中国也对海外的金属产业非常重视,根据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经济研究员德雷克.希斯瑟斯(Derek Scissors)统计,金属产业投资在中国海外投资中仅次于能源产业。比如统计显示,澳大利亚铁矿业的开发经营如今已经以中国公司为主。
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经济研究员德雷克.希斯瑟斯

美国之音黄耀毅

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经济研究员德雷克.希斯瑟斯

*某些中国公司出国投资也走后门*

在回答美国之音的问题时,希斯瑟斯分析说,中国对于海外能源产业以及金属产业的大举投资,是否给当地政治造成影响要因国而异, 因企业而异。他分析说:“企业是否能影响当地法规,因被投资国当地的制度能力而不同。在制度能力薄弱的国家,中国企业就避免服从当地法规,并且没有道德准则,帐本也不记载细节。但同一家公司在另一个环境当中,却非常谨慎,并且彻底遵循法规。”

希斯瑟斯接着分析,不同中国企业对于被投资国的政治影响也不同:“另外还依照公司而有所不同,这里指的是公司的规模、经验以及对外投资者是谁。大的中国投资方,了解他们所带来的部分影响代表了国家形象,它们是国营企业,签约的都是国内高级官员,它们不想要冒这个让中国难堪的风险。比较小的对外投资者,不会受到那样的关注,它们只在一、两个国家有个重要投资案,它们就会冒较多的风险。一般来说,觉得自己比较高调,而实际上也确实高调的企业,不会冒那种风险;而其他的企业,随着中国对外投资增加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企业,会认为‘如果我买通某个人就可以修改法律,那我就那样做。’”

*政治体制完善的国家较能避免被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研究员埃丽卡.唐斯比较了中国企业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当中进行相同做法时,却获得不同结果,她说:“如果你看看澳大利亚。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MCC),一直在对澳洲政府施压,要澳洲政府放松对于工人英语水平的要求。”

唐斯说,虽然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做了许多努力,并且说如果该公司可以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人进澳洲,就可以便宜又快速的建造工厂,如果从当地雇用工人,成本将比较高。最后该计划导致当地的极大反弹,最终没有实现。

而唐斯举了苏丹作为另一种例子,来对比并且说明中国企业的心态。她说:“如果你回去看看在石油产业的人是怎么说的,中国石油产业期刊上自2000年开始发表的一些文章说,苏丹是我们可以运用在其他地区的模式,因为我们可以进口好几千名中国工人,并且给予他们海外的井下工作经验。但他们却不了解,大部分的国家并不希望成为外国工人的训练场地,他们是希望外国公司进来,提供工作和训练给他们本地的工人。而我想中国企业之所能够那样做,是由于苏丹政府因为各种理由,愿意在法规上让步,当中有许多政治因素。”

唐斯提到,中国的能源和金属海外投资,有些是落在反美的国家当中,这当然造成美国的担忧。不过也有些人担心中国与美国“抢能源”,她认为中国并不会破坏美国的能源安全。希斯瑟斯则建议中国从世界环保的角度来看,与其投资环保标准以及产业标准比较低的国家,让开矿既污染又危险,不如选择像美国这样,在各方面法规都有保障的国家,来投资能源与金属产业。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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