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经济学家似乎有点成见,那些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每每都很牛气。在社会科学圈子里,人们都说经济学是帝国主义。但真像帝国主义的,倒是经济学家,讨论起问题来,对别的学科的人往往不屑一顾,经常话都没听完,脸上就洋溢着不屑的神情。话一出口,光那气势就吞了你。但是,茅于轼先生不这样。

我跟茅老打交道不多,几乎每次都是在学术或者准学术的讨论会上。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总是很用心地在听别人的发言,如果发言涉及他,他听的就更仔细。有的时候,批评他的人几乎就是大批判,在我看来就是无厘头的人生攻击,但茅老也依旧仔细在听,有时候还记上一两笔。记得有一次,茅老刚刚发表了他的名言——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一个小型的讨论会,讨论的就是茅老的这句话。在会上,攻击的声音很响,一些从来不为穷人不做半点公益的人,放肆地批评茅老就是富人的代言人。还说,富人的钱都来路不正,他们都有原罪。茅老似乎一点都不生气,只是辩解说,他说的为富人说话,是指那些遵纪守法的富人。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茅老刚才的话是有点问题的。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是一度不能让人正常致富的国度。臭名昭著的投机倒把罪,也就是刚刚取消没几年。我很难想象,很多犯过这个罪名的人,是真的有罪。这里不是善法恶法的问题,我们曾经处在一个很长的非常时期,在那个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没办法正常生活,处于一种精神病的状态。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谈企业家的原罪,因为当时制定的法规,比罪还罪。按过去的恶法,也没有几个富人能够做到完全的“遵纪守法”。我们首先要保护所有的私有财产,在没有证实这些财产是非法所得之前,企业家都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同时,我们也是该为他们说话的。茅老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用不着修正。我发言完了,茅老马上表示,对我把历史划成非常和正常时期的说法非常感兴趣,他收回刚才说的话。在我的经历中,像茅老这样资格的学者,能当场对一个后生小子表态认错,这是第一次。

后来又有一次,茅老对大学教育发声。说学费应该进一步提高,贫困学生的问题,用高额奖学金来解决。我跟他说,理论上你的意见没错,但中国的大学特殊。我们辨别贫困生的系统是一套官僚体系,一个可以舞弊的体系。如果大幅度提高了学费,真正的贫困生却未必能拿到奖学金,高额的奖学金都给有权有势的人家的孩子拿走了。在我跟他仔细讲了大学的现状之后,茅老也同意了我的意见。

其实,经济学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学科,在茅老擅长的领域,他的意见绝对有好些真知灼见,而且振聋发聩的。像我这样的外行,能读懂已经不错了。偶尔出一点纰漏,也无非是百密一疏。但是,只要他弄明白了情况,觉得真的是自己错了,就会马上承认。这样的气度,这样的谦虚,在他那一辈学人中,绝对是凤毛麟角,在经济学家中,更是独此一家。茅老是学工科出身的人,即使做了社会科学,也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做事钉是钉铆是铆,一丝不苟。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矫情,不掩饰,更不怕丢脸。非常谦和,也非常率直。这一点,茅老跟所有的同行,都不一样。

后来,看到了茅老送我他的自传。感觉即使写自己的生活,茅老也是这个风格,有什么说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完就搁笔。有的地方,每每令我忍俊不禁,但当时写这些内容的他,恐怕却未必觉得。不一样的茅老,是一个可爱的茅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