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 | 冯军旗与韩寒：两个标准错乱的代表

作者：郭宇宽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冯军旗与韩寒：两个标准错乱的代表

郭宇宽

最近一个叫冯军旗的青年学者受到了很多关注，他在北大社会学系所做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核心内容发表在了《改革内参》和《南方周末》上。在最近的几次饭局上，许多朋友都问我，你看冯军旗的这篇论文写得好不好。在我看来，这个作品很难简单地用好或者不好加以概括，因为判断好或不好的标准太多了。如果将这个作品当作报告文学来看，那么这个长达25万字的作品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作品，因为它的第一手资料丰富，数据详实，叙述也很有现场感，阅读趣味浓厚。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县”为例对中国基层的政治生态做了细致的解剖，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基层政治增添了许多认知价值。如果将这个作品当作新闻作品来看，那就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冯军旗以两年的挂职锻炼为基础进行经历创作，无疑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如此深入的调研报告，比起许多记者浮光掠影的报道更有专注，更有力度。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县干部》都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然而，若是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看，《中县干部》则是一个不怎么合格的作品，甚至作为一个博士学位论文，我觉得它可能很难通过。因为学术的标准与报告文学和新闻作品的标准不同，它更强调知识的创新性。如今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信息到处都是，而一个学者的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新知”。何谓“新知”呢？比如某个事实社会普遍是不知道的，而你的研究揭示了这个事实，或是表面上大家知道某个事实，但你通过研究，给社会提供了重新认识和解释这个事实的新角度。一个学术作品的好坏，不在于其文字有多少，或是资料有多翔实，而在于它为社会提供了多少有说服力的“新知”，“新见”。再看冯军旗的《中县干部》，叙述很详细，资料很丰富，但结论是什么呢？是中国官场盛行裙带关系，许多干部子女进入政治系统。这个事实，中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像王跃文这些人的官场小说把该讲的都讲了，因此冯军旗的论文并未给社会提供多少新知识或是看问题的新角度，因而以学术标准来看，其作品并没有多么出彩。

当我讲出上述观点之后，饭桌上就有朋友跟我抬杠了，说中国许多的学者都没有将研究精力放到这个方面上，而冯军旗这么做了，因此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请大家注意，这位朋友用了“良知”这个词，他说的当然没有错，从这个意义上讲冯军旗确实做得很好。我们知道，有些职业是具有道德代表性的，比如法官，检察官，因此我们可以形容他们有良知。而对于一个学者，首要的评价标准不应该在于他是否有“良知”，而在于他为社会提供了多少“真知”和“新知”。而如今中国许多人在赞扬一个学者多么优秀的时候，往往不谈其在知识上的创造，而大谈其道德有多么高尚，令人啼笑皆非。

最近韩寒一篇题为“论革命”的作品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一看这个标题，有点汉娜阿伦特的味道，像是要进行宏大叙事，结果到网上一看，其实就是一篇文章。网上对这篇作品的争论很激烈，火药味儿甚足，然而我却在这些争论中看到，在评价韩寒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并未产生一个清晰的评价标准。我看过韩寒许多几百字的豆腐块文章，写得机智幽默，俏皮话很多，让人感觉很好玩儿。以一个畅销作家或者专栏作家的标准来看，这些作品都是不错的。甚至我觉得，把韩寒和周立波放到一起应该是最好的搭配。因为韩寒的长处在于其言论机智幽默，有原创性；其弱点在于口语表达能力单薄，所以我们很难看到韩寒做公开的演讲。而周立波的长处在于其演讲的表现力很强，但原创性不够。因此我觉得如果将韩寒的创作性与周立波的表现性加在一起，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也就是说，以一个畅销书作家或是时尚名人的标准来评价韩寒，比如假如在美国的《playboy》杂志采访一位明星让他谈政治，这篇《论革命》的风格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纽约书评》要发这种文章，那就不可思议了。而奇怪的是，许多韩寒的粉丝都将韩寒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评价，强调他多么有思想，这就显得可笑了。若是以一个学术的、思想的标准来看，这篇《论革命》显然并非一个合格的思想性作品。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韩寒试图做宏大叙事的努力，但他缺乏理论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弱点也充分地暴露出来。对于“论革命”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甚至连一个对革命清晰的定义都没有，文中许多论述概念错乱，颠三倒四，达不到基本的思想写作要求。

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在于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而在于缺乏具体在什么尺度下品评好坏的标准。对于冯军旗这样的青年学者，一个按照职务要以学术为志业的人，我们以一个公共的、民间的标准来评价他，说他“有良知”；而对于韩寒这样的公共明星，一个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和娱乐色彩的人物，我们却又用学者的标准评价他，要求他思想深刻。这种标准的错乱，造成了许多无谓的争吵和混乱的评价。

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错乱，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