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重庆遗产: “共富”的迷思

作者:柏蔚林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如果说当年副统帅林彪的仓皇出走,代表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那么今天副市长王立军的离奇灭踪,则可以被理解为重庆微型“文革”复辟同样遭遇了完败。虽然这样的类比似乎并不恰当,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总是如此的惊人相似。几年前就有人说过,重庆将是现代中国最后一次的乌托邦实验,其结局是可以预期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结局来的这么快,而且是如此的戏剧性。在这里我无意猜测究竟那24小时里发生了什么,而是打算从一些政治话语的层面,简单探讨重庆的探索实践。从踌躇满志的“”,下降到语焉不详的“重庆探索”,历时大约四年,此时此刻金粉已经开始脱落,看来是时候初步总结“重庆遗产”了。

重庆这几年来的实践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简单的因为“唱红”“打黑”等运动方式的社会治理,更在于其轰轰烈烈实践背后的指导理论构建。也就是说,正是这样的理论导向,决定了重庆走在了哪一条路上。30年来,各种有影响的“模式”也出过不少,但如重庆这样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实践,仅此一家。正如学者徐友渔先生曾经指出,近年来一些所谓“新左”的学者忙于从前30年发掘经验,寻找合理因素,试图把“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加以发扬光大,来挑战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性。对于这些对前30年倾慕有加的学者,重庆新政的理论需求,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试验场,来让苦于没有地方施展身手的他们,充分检验自己的理论。然而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就是作为重庆核心实践之一的“共富”理论可否经得起推敲?

在中外历史上,“共富”这样的口号早就已经不新鲜了。每一次重大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类似的概念都会被提起。其作用,要么作为一种笼络下层人心的口号,要么作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实践,要么二者兼有之。但归根结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上下几千年,“共富”的理想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现实。众所周知,所谓“穷”与“富”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有“穷”才有“富”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人均一样(或者接近)的财富,哪里还有“富”的存在?因而重庆的“共富”概念,仅仅也就是前30年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理论翻版而已,并没有任何的新意。每个人都有求富的本能,但却往往忘记了“共富”只是一种幻想。网路上有人有所指地讽刺说,什么时候才可以共富到“每个人的孩子都需要开着红色法拉利豪华超跑去周游世界”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这样的宣传口号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令新政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民意凝聚力。但是经过稍加思考,大家都能明白,理想状态下的“共富”,只能导致事实上的“共贫”,这是我们已经见证过的历史。

首先,“共富”理论在实际上是对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理论的一种反向而动。在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无可否认,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省份之间,都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别,因而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必然存在着先与后的差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邓小平正是认识到了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无法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所以只能认可“先富”的政策,如张五常所总结的,允许国民,首先是农民,通过合同制的方式,从承认私产开始,逐步恢复经济的活力。这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最佳方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承认并合法化私人利益,是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即便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也无法否认利益差距的现实性与合理性。而国家政府的职责就在于调节差距,而不是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当然有人也许已经注意到了,重庆的“共富”在实践中并非完全按照毛时代的翻版。比如最近的“共富典范”活动,就是“旨在表彰在“缩差共富”中贡献突出的民营企业。”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共富”这样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话语之下,私人利益始终都是处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阴影之下。

其次,现在有些左派学者在一方面对于新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另一方面则对重庆的“共富”大加赞扬,认为是回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种话语都进行一点稍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当这些左派学者对资本大加鞭挞的时候,他们对“共富”的推崇,也陷入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吻合的自我矛盾境地。新自由主义原本由哈耶克、米塞斯、佛里德曼等人初创,一直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默默存在多年,直到里根-撒切尔的时代,才取得了显赫指导性地位。其主要观点,就是保护私有产权、全面市场化、政府退出干预,经济资源全面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浪潮在几十年来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极大,也遭到了世界范围内左派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的极力反对。按照美国左派学者哈维的看法,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金权势力在全球范围膨胀。在这些左派学者看来,归根结底,看似强调公平合理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却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此时此刻,当回到“共富”这一话语,我们同样发现,这一充满着道德与正义的冲动,其实与新自由主义一样,其理论与实践虽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仍然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宏大叙事。其结果,只能是在个体对现实利益的争夺中,最终陷于困境而归于失败。对于个体利益的否认与漠视,是导致所有“共富”模式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一批经济学家如张五常等人曾经因为提出“腐败不可避免”之类的经济解释,而遭到社会舆论,尤其是痛恨新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的广泛抨击。但是如果对其理论进行稍加耐心的了解,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理论的确道出了社会的现实。张大概是中国社会第一个人,早在80年代时,就直白地道出了“如同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官员也都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前一段时间,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提出“党是否存在自身利益”的尖锐问题,同样代表了一种不回避利益诉求的可贵勇气。时至今日,利益诉求的现实存在,已经成为处理社会关系中无人可以回避的问题。

面对“共富”的慷慨许诺和“若真要实现‘共富12条’所确定的目标,整个资金投入大约需要1.1万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钱从哪儿来?”这样的疑问,重庆提出了,比如“国企要上交30%的利润”的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根据报道,“过去5年,重庆市国有企业每年上交利润大约在15%到20%左右,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然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客观地把国企视为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事实也是这样),就不难明白,对于这样的“高征收”,长此以往,它们自然也不会心情愉快,下一步会发生怎样的反弹是显而易见的。当面临这样的矛盾,重庆的选择就已经不多,只有让国企继续做大,给予强化垄断效益的甜头,整个体系才能继续维持下去。按照重庆的理解,“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其内在机理是缩小贫富差距。”但事实上,这恰好坐实了“共富”必然导致“共贫”的观点。按照张五常多年前的预见,在不减小国有经济成分比例的情况下,民间资本将无法进入国有资本垄断的地盘,从而导致整体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的损失。那么在重庆国资持续做大的的情况下,其结果与“共富”背道而驰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其三,“共富”理论回避了社会阶层间政治利益的冲突,从而使之成为在现实中不可操作的伪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一些中国左翼人士欣喜不已,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到来,西式民主理论已经彻底破产。通过重庆的实践,他们认为实现“共富”即是避免“占领华人街”的根本途径,也是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不二法门。左派学者汪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民主,大致包含两个不同的面向,即作为政治体制的民主与作为社会形式的民主,前者包括普选权、个人权利的保护、言论自由、多元主义等等,而后者的核心是平等,主要体现为社会保障,公共物品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开放,再分配等等。”据此在一些人看来,西式民主的失灵,就在于民主的这两个层次之间发生了断裂,1%的人拥有了太多的财富,而99%的人则成为了制度的牺牲者,进而推出“共富”才是唯一的出路,重庆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

而事实上,在这里存在着理解上的严重错误。汪晖的理论,是从社会不同阶级政治利益诉求的角度出发,来衡量社会内部阶层间政治关系的变化。按照他的观点,由于政党政治一直在不断削弱的过程中,政党已经全面官僚化、去政治化,结果其代表性就一直在不停的下降。因而只有在重新实现利益关系“政治化”的条件下,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才能实现“社会民主”,才能有效地表达利益个体自身的基本诉求。应用这一理论阐述,我们却可以看到,在美国,从草根阶层发起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体现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高度政治化的表现。这些社会运动非但不是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标志,反而代表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自我更新机制仍然是在运转的。可以说,西方体制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对立与博弈。而回到重庆的实践中来,大家迄今为止所看到的,正好对应了左派自己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即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完全由地方政府在“共富”的话语霸权下实行全权代表,所有的人,尤其是社会下层统统都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在“唱红、打黑”过程中发生的重庆警察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就是这种下层利益“被代表”而无处发声状态的典型表现。

最后简单总结而言,所谓“共富”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值得去为之付出努力,历史上的教训已经很多。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的前提之下,重提“共富”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实现社会总体进步的最佳途径,必须建立在承认与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许诺。寻求真正稳定的社会关系,不能把希望建立在单向度的压力维稳之上,而是应该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利益博弈的动态。只有首先承认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再迷信和幻想金光大道式的政治哲学,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参考资料: 

新华网:重庆共富实验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2/14/c_122421714.htm

: 私有化与特殊利益–中国改革经验

:代表性的断裂

汪晖:革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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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2日, 8:0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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