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作者:谢志浩

来源:《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

来源日期:2012-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13 10: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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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乐民先生有一种观点:公元1500开始的全球化,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可以视作欧洲文明扩张的结果。如果说古代中国是“用夏变夷”,那么,近代中国的处境则是“用夷变夏”,难怪,自强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先生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对这种变局有着深刻的体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主题演讲中,开宗明义,劈头便说:“我们现在放开眼去看,所谓东西文化的问题,现在是怎样情形呢?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欧美等国完全是西方化的领域,固然不须说了。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它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接纳西方化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前一种的国家,例如日本,因为领受接纳西方化,故能维持其国家之存在,并且能很强胜的立在世界上;后一种的国家,例如印度、朝鲜、安南、缅甸,都是没有来得及去采用西方化,结果遂为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而唯一东方化发源地的中国也为西方化所压迫,差不多西方化撞进门来已竟好几十年,使秉受东方化很久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改变生活,采用西方化!几乎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这是无法否认的。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

  东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存在着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两股力量,它们之间相克相生、相辅相成。

  与率先进入近代国家相较,落后国家,按理说有先进国家作为标杆,吸取先进国家的经验,避免先进国家的弯路,可以获得一种“后发优势”;其实,落在后面的国家,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更易产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焦虑心理,在独立和统一过程中,产生具有个人魅力的“奇理斯玛”,倚赖威权主义,从而完全有可能获得一种“后发劣势”,也就是说,后发国家,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英国、美国,更加艰难和崎岖。

  在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回顾百年中国的宪政历程,愈发令人感念,先生作为自由主义的先驱,其朴素平实的宪政思想,竟然具有穿越时空的光芒。

  胡适先生在百年中国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学人,而且与国立北京大学,有着殊胜的因缘,先生的生日,12月17日,正是老北大的校庆日。胡适1917年由蔡元培先生礼聘入北大,开始了漫长的教育家的生涯。

  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胡适先生这一代学人,内心尚有修齐治平的传统积淀,学而优则仕,多数人走着亦学亦政的人生轨迹,而胡适先生,除了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一生谨守学人的底线,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样,胡适先生就与翁文灏、蒋梦麟、罗家伦、蒋廷黻、吴景超、叶公超“出山”的朋友相区别。

  同时,胡适先生与醇儒陈寅恪不同,爱惜羽毛的先生,自称“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天生对政治具有特别的敏感和浓厚的兴致,通过主持《努力》、《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胡适殚精竭虑,拓展言论自由的空间,普及民主宪政常识,尽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样胡适先生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路,先生有言: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这番话,充分表达了先生对政治的关切。国家不上轨道,正直的学人,都会感同身受,只不过,学养和兴味有异,取径不同而已。

  胡适先生“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对现实政治,议论风生,津津有味,但,只是表达内心的感受,决不“下海”。商务印书馆的朋友高梦旦、张元济,都觉得梁任公吃亏在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总长。胡适内心,也是这样看待的,所以,决计不做“梁任公之续”。但是,胡适打定主意不做官,但决不放弃言论的冲动。胡适先生的独特路径在于,只“议政”,不“参政”。

  先生早岁游美期间,新大陆这块年轻的土地,竟然具有如此丰厚的民主传统,令人惊诧不已,也令人低回不已!1912年,正直总统选举年,年轻的胡适热忱参“大选”,成为内心民主宪政的“酵母”。胡适先生对民主宪政的自觉认识,首先得益于七年的留学生活,其次,先生的见解,根植于深切的历史视野,所以,先生质朴平实的见解,比起政治学学养深厚的钱端升,更有厚重之感。

  既然,在胡适先生看来,民主政治是一种现代生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经过努力,中国完全可以走上这种道路。胡适先生既是一个试验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宏大目标,点滴努力。”

  胡适在办《独立评论》期间,就曾发生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这些受过民主熏陶、学养深厚的朋友们,竟然都拥护独裁,这让胡适觉得有话要说。钱端升的文章最具有代表性:“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犯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独立评论》的朋友,竟然担挑独立了,不具有底线政治共识。出现这种情形,一方面有些人把民主看得高不可攀,另一方面,可以说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也是落后国家的“囚徒困境”。

  胡适先生指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按理说,类似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应该发生在英国、美国这样率先进入宪政的国度。因为,那时候,民主宪政还没有成功的标杆,那么,肯定有一帮老辈谆谆告诫那些后生:既然连民主的概念,都那么模糊,历史上没有搞过,何必舍近求远、标新立异呢?

  历史的吊诡在于,民主宪政的先进国家,通过努力和实干,生长出一套宪政的制度安排,而落后的中国,1933年,现代学人还在探讨新式独裁的可行性,怎么不令胡适先生感慨万千呢?胡适先生坦诚告诉朋友们,中国既无独裁的必要也无可能。

  胡适先生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巨擘。笔者看来,这场运动,既是文艺复兴,又是启蒙运动,从此,中国人不迷信孔夫子,不以孔子定是非。

  可是,时过境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却开始建立新的现代迷信,胡适先生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惊诧莫名!

  原来,国民党从总理孙中山那里,寻找政治构架的合法性。“知难行易”、“先知先觉”、“军政、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无奈,历史没有给他更多实践政治理想的机会。

  国民党一上台,便开始对孙中山搞造神运动,以孙中山的是非定是非。秉持自由理念的胡适先生,倍感压抑,北洋政府固然很糟糕,激发了自己谈论政治的冲动,《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胡适的锋芒初试,呼唤一个好政府。北洋政府,一方面没有搞造神运动,另一方面贿选丑闻不断,但毕竟还是保持国会的安排。国民党比起北洋政府,号称先进,竟然,“公仆”还要训练“主人”参政的能力,何时结束训政、开辟宪政,既没有路线图,也没有时间表,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

  这时,正值胡适先生卜居上海,与老友徐志摩、余上沅、梁实秋、潘光旦、闻一多、饶孟侃,将新月社由松散的沙龙,变成比较紧密的社团,《新月》时期的胡适先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评政论,大气磅礴,酣畅淋漓,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铮铮铁骨。

  胡适先生《新月》时期,先后写出《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痛陈时弊,言辞激越:“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先生认为,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参政并不需要专门的知识,而是参政的经验。‘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怕只怕民众不肯出来参政,只要民众肯出来参政,一回生,二回便熟了。

  胡适先生终其一生,是一个平和的自由主义者,先生的“理想国”——古老的国度,实现民主宪政。胡适先生曾经隐忍过,退让过,但是,平生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2011年12月19日,荷锄斋,《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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