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 经济增长的癌细胞

龙年正月,一位瑞典的学者来访。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农业的比较研究。他坦承,中国农业要比巴基斯坦先进很多,甚至二者根本不可比。他要了解,中国农业究竟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发展。这正是笔者的兴趣点。

人类经济进步首先表现为产品的创造和产量的增加,而这个变化仰赖由技术进步支撑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技术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又依靠产权保护和市场扩大这两个要素,而这两个要素在王权政治结构之下基本不具备。欧洲中世纪后期开始,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步确立,与扩大市场流通有关的技术获得突破,交易成本大大降低,物质财富急剧增长。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是抑制特权、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

中国在秦朝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实现了中原地区的政治统一,且劳动力可自由流动,但因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土地私有产权也不稳定,有关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系列技术没有形成。尽管中国人在古代有民间学校制度,老百姓可以识文断字,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规模化生产方式却并没有产生。

跳跃过来说中国农业。1982年起步的农村改革所形成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准私有产权”,由这个制度农民获得了较大自由。有了这个条件,中国的两大历史遗产开始发挥作用——巨大的统一市场和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准立刻成为优良的交易条件。同时,分权化改革与分税制刺激了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飞速发展,为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创造了条件。于是,中国农业分工令人惊奇地扩大了,蔬菜、粮食、肉类和水果都实现了区域集中生产,全国形成了一个大市场。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农业想要不进步都很难。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没有变化,而粮食总产和单产翻了4倍。因为人口增长不到1倍,中国人的生活想不改善都难。农业增长加速释放农村劳动力,并使中国人吃饭成本迅速降低,城市经济发展获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少有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城市经济也随之增长。要知道,美国经济发展曾有过劳动力短缺到实行奴隶制的历史阶段;在黑人被大规模贩运到北美之前,甚至白人也做合同奴隶。

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容易做的事情。巴基斯坦就没做到。这个国家普通农民几乎不识字,国内政治不统一,部族割据非常严重,基础设施落后,国内统一市场也产生不了,交易成本之大足以让经济停滞。经济学的简单道理是,只要交易成本足够大,交易就不会发生,专业化分工也不会发生,贫困就如影随形。这正是南亚、非洲国家苦难的根源所在。

上面的简单逻辑要让普通百姓相信也不容易。一方面,自己和身边的人们的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富裕日子不能装着看不见。但另一方面,部分官员的深度腐败让中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腐败加剧的背景下经济却能成长,难道腐败果真像有的“学者”讲得那样有利于经济增长么?

腐败与特权当然是经济的腐蚀剂,其危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二是加大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后者对经济发展的伤害比前者更大。近日听一位在日本有过经商经历的商人讲的一番话,便验证了这个道理。他说,在日本经商,可以一心一意地集中于企业管理,在国内则要用八成的经历放在应酬上,以至心身疲惫,无力管理企业。这位企业家所遭受的苦难,便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个现象:腐败造成了经济活动的极大不确定性,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可是,这种腐败居然没有阻挡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缘由也简单:相对巴基斯坦这类国家,中国的统一市场和基础设施,再加上有文化的廉价劳动力,所蕴藏的生产潜力太过于巨大,连腐败也难以抵挡。如果腐败根基不是如此深厚,中国的发展更将不得了。

所以,腐败与特权这种丑恶的东西能不能闷死一个民族,要看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作孽。在南亚、非洲,特权者的腐败会加深部族原始自然经济的停滞和政治动荡,若没有外力的合理介入,免不了索马里那样的下场。在中国这样文明根基深厚、又具有接纳竞争因素的统一市场的地方,腐败与特权在一定时期只会延缓经济增长、影响发展的品质。

然而,经济增长的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的力量对比不会一成不变。中国的统一市场以及“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的边际报酬注定会下降,并且已经在下降,如果腐败与特权还在加剧,发展的品质出现恶变拐点,经济增长就会中止。不过笔者愿意相信,在中国发展已经达到的这个平台上,治理腐败与特权也会比南亚、非洲国家来得容易一些,别看它们多有一部“民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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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5日, 7:13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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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