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 身家性命系于国家

一个孤立的人十分渺小。萨达姆、卡扎菲的体系崩溃以后,立刻如蝼蚁一般。如我等百姓的生存,若在平时,在小尺度的时空里,系于一个组织,领一份薪水,享受一份关照,便可能衣食无忧。作为回报,心怀一份感恩,奉献一份辛勤。于是便太平,便踏实。

但在大尺度的时空里,我们的太平、踏实能依凭什么?心下的回答便是这篇短文的标题:身家性命系于国家。

其实,我还想找一个更为合适的词语。若用英文词,我会用nation这个词,而不是state,也不是nationanlity,更不是country。确切地翻译nation这个词,似乎用秦晖先生用过的“大共同体”更合适。民间竟没有一个合适词汇表达这个意思,也可见我们的文化特性。这是一种较劲,一种必要的较劲,但仅限于这个语境之下。

这几年,特别是2011年,许多公共领域的事单由经济学家不能说清楚,特别是由宏观经济学说不清楚,但偏偏到处充盈经济学家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声音。枕边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在美国流行,已经印行10版以上,作者是S.E.Taylor等人,翻译者是谢晓非等学者。读这本书,觉得当今很多公共事件要好理解一些。

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总有困惑伴随。看到很多人对中国问题做出铁板钉钉式的判断,我心下惊讶,因为自己很难做到。

去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照例有许多困惑。许多事件促使我多次查阅社会心理学关于“从众”行为的讨论。对一个事件,如果有多数人做出错误判断,处于少数的个人也可能放弃自己的本来可能有的正确判断,服从错误的判断,这便是从众。实验表明,有所谓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如亚洲人,容易发生从众行为;而爱斯基摩人不容易发生。深入分析发现,集体主义的从众行为,其实与农业传统有关。在一定社会时期,从众行为具有极大消极后果。

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从众行为的观察比较简单;进入现实社会,从众行为会复杂很多。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变时期,已有的转变在很多方面符合历史进步要求。在现有基本秩序下,如果按社会高层目前的意图发展,也许再有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层崛起、民族高度认同形成,中国社会就经得住折腾了。

但从这几年的观察看,事情并不简单。资本利益集团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很难,中产阶层就难崛起;城市不断在低密度扩张,产生合理比较收益的优质耕地在减少,农业竞争力下降,未来粮食供应保障堪忧……一些深刻问题令人忧虑。

认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民间各个阶层,但在从众效应交叉作用之下,没有多少人会因这些问题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每个人是大共同体的一员,身家性命系于这个大共同体。

当然,希望尚在,一如既往。在社会心理学里,与从众概念(多数派的影响)相对应的概念是改革(少数派的影响)。把改革看做少数派的行为,是社会心理学的洞见,而我们喜欢说改革是顺应多数人的要求;实际上,心理要求与实际行动可以完全不同。社会心理学还发现,在多数派的环境里,只要少数派坚持意见,以清晰的逻辑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对从众行为产生抑制作用,改变群体的力量对比。这也许符合所谓“顶层设计”的理念,只是设计者要知道,自己的改革主张在付诸行动时,常常不是鲜花与欢呼。

改革便是要把奔向错误方向的从众局面扭转过来。中国的问题,往简单说,是需要改变命令似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将命令原则推及到公共领域以外的私人领域。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命令原则渐渐退去,还引入了“民主”原则。

殊不知,在私人领域,无论集权命令原则或民主原则都不合适。私人领域需要自由;出了私人领域,该集权就集权,该民主就民主。集权用到了私人领域,会有低效率;民主用到私人领域,则是更可怕的混乱。在不到一月之前,广东佛山一批村民联合殴打“钉子户”,要那些“少数”服从自己的“多数”,这和村干部召集村民代表大会出卖全村土地如出一辙。中国令人忧虑的土地乱象,大抵是这类情形。

年复一年观察我们这个社会,认识总有变化,但对从众的警觉心态不可以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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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5日, 9:4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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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