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 | 蝗虫之日的启示

2012年02月22日 19:45:10

  蝗虫这个惊悚的意象,并非某些敏感的香港人首创,195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就曾经以毛泽东和一群蝗虫做封面,隐喻介入韩战的中国。当然更早是圣经启示录“蝗虫之日”的典故,经由美国作家韦斯特的小说及好莱坞电影而广为人知。熟悉圣经和好莱坞电影的香港人,理应不会不知道这个意象包含有多么暴力、恐怖的意义,但是当某些人用它来形容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们震惊之余,也要想想为什么。
   对外来族群的妖魔化和排斥,向来是处于危机之中的社会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手段,当年纳粹德国刻意为此,回归后的香港,诉诸民粹主义的某些本土传媒、网络媒体则有意无意宣传新移民劣质论——在他们眼里,来港的大陆新移民就是好吃懒做、滥用综援(综合援助,香港的扶贫福利)的典型,而传统香港人的美德则是吃苦耐劳、以领取综援为耻——蝗虫一词,在香港最早是用来形容新移民的。民粹主义本来是由对政府政策有怨气的人凝聚起来,但被舆论制造者成功转移,成为针对同处受压迫底层的新移民的愤怒,阶层的矛盾转变成族群矛盾,松了一口气的是香港的什么人我就不用明说了。
   如果说对新移民的不满,只是基于这么一种误解:新移民抢饭碗,这种愤怒还是会慢慢消除的,尤其是港人看到新移民也有大量辛勤工作的人之后。而且香港人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又有多少不是移民而来呢?当能理解为生活筚路蓝缕之苦。所以对新移民的歧视,实际上并未形成显明的风浪,至多见于日常轻慢的唠叨与高登网站愤青的冷嘲热讽而已。真正激化矛盾,来自日益严重的双非婴儿压力和自由行带来的文化冲突。蝗虫二字,正式从新移民身上过度到双非孕妇和自由行游客身上。
   双非婴儿问题是基本法立法、释法留下来的一个漏洞,有说是一个刻意的漏洞,以备将来香港人口老化以及移民潮造成的空虚。但公众并不知情,看到的只是传媒日日披露的一组组数据,惊觉未来的压力原来如定时炸弹般渐渐走向聚变的临界点。香港人本来的危机意识就比较强,想及“现在生仔要和她们争床位,将来孩子要和他们争学位,长大后还要争工作和福利!”他们有足够理由惊恐和愤怒。再则还有很实际的危险已经爆发。公立医院是香港纳税人的钱营运,而且带有福利性质,帮助不少香港穷人,内地孕妇去香港私立和公立医院产子,都要付很贵的价钱,八到十余万不等,香港孕妇去私立产子则要四到十万不等,去公立则只需几百块。但内地孕妇队伍日益壮大除了导致床位紧张,还有很多不经预约直接冲公立医院急诊室,迫使它基于人道理由接生,导致原本待产的孕妇或其他病人受影响,后者往往是不够钱去私立医院的香港基层人民。前文所说的阶层矛盾转化为族群矛盾,就这样一下子坐到了实处。目前这种案例每年已近千宗,考虑到香港的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所以传媒与民众对此敏感不足为奇。
   原本香港人还能把双非问题一分为二理性看待,对于迫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来港产子的部分孕妇,依人道精神和法律为本持包容态度。后来发现以移民为目的的双非孕妇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完全消费得起昂贵的医疗服务,她们来港并非必需,而是出自欲求。就象大陆炒楼者拉高香港楼价一样,她们也拉高了香港的私立医院的收费标准,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中产阶层,这下号称最理性的香港中产也难以忍受。双非问题,终于在香港形成共识,各政党及群体皆陆续表态要求政府负责解决。而当政府犹豫难决的时候,激进民粹力量就成功捆绑民意,把族群矛盾进一步激化至今天局面。
   究竟先有族群,还是先有族群对立?这样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思维中是尚未存在的,而对于有需要的人,他们会选择后者,利用对立,成功制造出族群的两分。
   其实更复杂更深层的,是自由行带来的问题,它没有前者那种赤裸裸的严重性,却根源更深更纠结难清。自由行初启之时,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蜂拥而至的消费性游客拉动了一度疲弱的香港经济,受贸易差异制约的内地消费者又得其所爱,购得相对优质或便宜的物品。而且,在一个乐观的文化观察者眼里,值得期待的是自由行带来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内地游客通过亲身体验,学习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具体运作规则,并且把这些体会就像带禁书一样带过罗湖海关的另一边去;另一方面,那些对大陆的想象依旧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表哥表姐电影、从未见过新一代中国公民的香港人,也应因此得以更新自己的定见,了解一个并不那么“落后”的中国。
   可惜事与愿违,自由行不受控制的迅速扩大,两地本来就不协调的步伐一下子拉得踉跄了,来的人一多,必然会有优劣不同的表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个别人的劣行会被放大,掩盖了更多的普通行径和良好行径。这点其实也是双向的,香港传媒倾向报道自由行游客行为野蛮粗劣的一面,国内传媒则倾向报道香港人不宽容甚至势利的一面——就像关于现在最热的关于香港青年围堵国内游客唱蝗虫歌的报道,在国内各种媒体越传越大,甚至有说成“香港人一见到自由行游客就包围唱歌羞辱”的,其实根本没有万分之一这般严重,我和认识的香港人这些天没有见到一宗类似事件,细看流传网络上的照片,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愤青——据查是不到十人的所谓“高登唱蝗团”在一天所为——但被反复传播之后,就给予内地民众一个香港人群起而攻之的印象。
   必须指出,香港民众对国内同胞,基本上依然心存善意,若不是双方背后一些哗众取宠的“学者”煽风点火,事态不会严重至此。而即使所谓“事态严重”的当下,大多数香港人依然比较清醒对待:你向我求助,我肯定尽力帮忙,这是基于人情和教养;你若违反规则乱来,我不会沉默,这是依法办事。这是孔庆东之流不会理解的法治社会的修养,法治社会并非如他所说是用法治维持秩序的地方就证明人没有素质,恰恰相反,只有高素质的社会才懂得善用法治制约来使社会良性运转。而且,法治保障了人情不会被滥用。
   不过也必须指出,心存善意的同时是心存戒意。中港两地文化的差异虽不是本质性的,也是经历了百年完全不同的发展而至,难以一朝一夕互相理解,且后者更恐惧前者的融合欲——如果不是更恐怖的“文化清洗”的话。“文化清洗”恐惧来自部分唯本土主义者的论述,有其一定道理,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觉得应该限于对有目的性的上层政治话语“侵入”的警惕,而不是被极端本土论者扩大化的文化洁癖。这点我深有体会,最近遭遇的是语言上的上纲上线,自从学者陈云的语言纯化论提出之后,简体字变成“残体字”自不待言,言词上的洁癖走向极端,对毛式、新华体语言的警惕(这点我也同意)发展成对内地用语的全面排斥。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写作中用了“立交桥”这个词汇,马上被某文化界老前辈控为“把香港大陆化”,还有年轻作者指“立交桥使他想到立着性交的桥”,那已经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了。须知语言的发展必然有融合的过程,不是强行抗拒可以拆解的,把语言的融合上升到文化侵略的层次,不如理性、良性引导这种融合朝有利语言丰富性的方向发展,香港语言、文化能消化内纳英国及西方语言文化,为什么就不能消化内纳内地语言文化呢,如果对自身的免疫力有足够自信的话。
   举兹一例,是为了说明,民族的灵魂在于其语言,语言开放的民族其思想也开放,语言封闭排他的民族其思想必然受限。虽然港、陆并非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最近的冲突源于语言的隔阂不少,语言不通其实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语言观的狭隘引致:说普通话的以为普通话就是国语、放诸四海皆准,这是大国沙文;说粤语的以为在其地必须说其语,不说者不可与之言,这是地方沙文。
   “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作家木心先生的《陌生的国族》一诗如此写他流离远去的祖国,这话也适用于中港人之间的矛盾情结。七十年代香港知识青年热衷于“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八十年代至今国内的港台文化热,本来促成相当美好的互相认受,最后却在今天突然被扭转成去向不明的矛盾局面,当然还有本文难以论及的政治、经济因素,但文化上的自设藩篱更令人痛心。爱与恨的同时存在,其实是两种文化互相砥砺发展的健康状态,须预防的是它变成“爱是陌生,恨也是陌生”这样的纯粹消极之力——这点,恐怕是互骂蝗虫与狗的人所乐见的——互相尊重为人的人,应该力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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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3日, 12:0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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