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耀杰 | 评论(1) | 标签:政治运动, 书生曹禺

,文载《南方都市报》2012-02-21

http://nf.nfdaily.cn/epaper/nfds/content/20120221/ArticelB22002FM.htm

笔者反复修改近20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该书交稿后,在《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2期读到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合写的《珍爱与痛惜——写在爸爸曹禺逝世十五周年之际》一文,其中鲜活生动的细节描述,为笔者进一步认识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提供了佐证。

曹禺早年的诗化创作与书生意气

创作《雷雨》、《日出》、《原野》三部经典戏剧的早期曹禺,是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在《〈雷雨〉序》,他对于即将遭受天诛地灭、天谴罚罪却又盲目无知、洋洋自得的芸芸众生,表现出的“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到上帝的座”的“悲悯的心情”:“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在更早前的《〈雷雨〉的写作》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这三部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经典戏剧中,若隐若现地贯穿着被曹禺称之为“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

但是,曹禺毕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妻有女的世俗人物,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远离社会现实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把自己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身份特权,连同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创作,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

《艳阳天》是曹禺兼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影片中绰号为“阴魂不散”的阴兆时,除了拥有一个现代律师的身份标签之外,所有作为都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疑罪从无的罪由法定、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现代法律常识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遭受阴兆时最为高调的天谴罚罪和神圣诅咒的,并不是图财害命的罪魁祸首金焕吾,而是绰号“马屁精”的马弼卿,一个通过依附强人和出卖朋友讨生活的读书人。创作《艳阳天》的曹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

1949年之前一直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的特权身份,针对戏里戏外的相关人物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天谴罚罪和天堂超度的曹禺;在1949年之后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又面临着同样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神圣化的精神审判和思想改造。身份地位的提高,是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几乎全部的创作自由并且不断揭发批判同行好友为惨痛代价的。据他的女儿万黛、万昭在文章中介绍,“1949年建国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

曹禺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诗化戏剧《雷雨》、《日出》、《原野》,是在第一任妻子郑秀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接下来的同样起于情色归于宗教却又节奏迟缓、注重功利的《北京人》、《家》、《艳阳天》,却是在婚外同居的方瑞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到了1951年,郑秀在周恩来等人的强力干预下,被迫与曹禺办理离婚手续。背弃了郑秀的曹禺,很快便投入针对文艺界同行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老同事吴祖光、萧乾、戴涯、孙家璓等人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政治揭发和神圣批判之中。

1955年,曹禺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刚刚入党的曹禺表现得更加踊跃。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针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曹禺在《艳阳天》中高调斥责的马弼卿发人隐私、出卖朋友的道德污点,到了《斥洋奴政客萧乾》一文中,再一次变成曹禺足以置老朋友于死地的杀手锏:“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曹禺对于自己这种委曲求全地依附于极其强大的政治操作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高调言行,应该是完全清醒的。正是这份清醒导致了他的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曹禺,从此再没有完全恢复他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自居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诗化创作。用万黛、万昭的话说:“苦闷和压力使爸爸的失眠越来越严重,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50-60年代出现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危险精神症状,因而不得不多次住进协和医院治疗。那段时间里,爸爸的许多话只能对作为长女的万黛说,他说他怕黑,不敢一个人呆在屋子里,管不住地想拿刀子对自己下手。他说他特别害怕,后面有鬼追他,杀他,他要跳楼,从火里冲过去。……他又说,他对文艺界的某个领导怕得要命,被这个领导当众点名做过检查;还说,有些话现在还不能说……”

晚年曹禺的书生感悟

人身依附于政治操作而对自己的亲友同行实施“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神圣揭发的曹禺,到了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变成被他所人身依附的政治操作实施天谴罚罪的目标对象。1966年12月4日深夜,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政治事件,遭到“活捉”的是与小民百姓一样没有来自宪政制度和法律程序的刚性保障的大人物。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被从床上拖走,押往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为彭真等人陪绑陪斗。是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一句话,暂时解救了曹禺。

关于“文革”期间的书生曹禺,万黛、万昭介绍说:“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爸爸的精神、肉体和创作才能的摧残,更是当初的他所始料不及的。爸爸是个感情细腻、丰富的人,特别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他自尊自爱,很要面子。像他这样的人,在文革中却遭遇到街头挂牌示众,拖来运去被轮番揪斗,半夜审讯、折磨,不让他有一点喘息;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指着鼻子羞辱、恐吓、咒骂,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还有写不完的检查交代,交不尽的外调材料等等。在这种残酷的精神折磨下,爸爸几乎完全失去了自信,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极度的恐惧和罪恶感使他的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好几次,我们真怕爸爸坚持不住了。文革过后,爸爸的精神创伤久久难以平复,他有一段时间很少说话,总是呆坐,身体急剧衰老、恶化,他一次次地住进了医院。”

“文革”结束后,作为全国剧协终身主席、北京人艺终身院长以及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曹禺在垂老之年发表了大量言不由衷的表态应酬文章,只是在零星写出的一些诗文书信中,委曲求全、曲折含蓄地表现出了一些书生感悟。其中最为深刻也最有意境的,是写于1991年10月23日的一首标题为《玻璃翠》的短诗:“我不需要你说我美,/不稀罕你说我好看。/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浓浓的花心,淡淡的瓣儿。/你夸我是个宝,/把我举上了天。/我为你真动了心,/我是个直心眼。/半道儿你把我踩在地下,/说我就是贱。/我才明白,/你是翻了脸。/我怕你花言巧语,/更怕你说我好看。/我是个傻姑娘,/不再受你的骗。”

经不起别人赞美而一再被欺骗、被利用、被抛弃的“玻璃翠”,正是曾经以神道设教、替天行道的宗教先知加抒情诗人的特权身份,针对戏里戏外的相关人物实施“存天理,灭人欲”的起于情色归于宗教的天谴罚罪和神圣诅咒的书生曹禺,对于自己一再迷失自我的人生影剧和影剧人生的传神写照。这份委曲求全的柔弱执着与书生感悟,称得上是曹禺一生中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的最高点。

(张耀杰著《曹禺:戏里戏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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