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最后一搏——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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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南方谈话    ● 杨继绳  
    南巡背景:改革面临挑战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大批外国投资者离开了中国,1989年七八月间,我与同事叶奇元到天津开发区采访,若大的开发区宾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整个开发区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对外开放面临困境的同时,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很强烈。
    当时有的报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面对改革形势的逆转,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针对上述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说:“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北京的报纸应当知道“皇甫平”几篇评论的思想来源,但不加理采。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针对邓小平谈话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直指邓小平:“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高声呼唤“姓资姓社”,在强调“两种改革观”的同时,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
    这些,实际是新一轮批邓潮流。面对这一潮流,他最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事业夭折。
    
    南国卷起“邓旋风”
    
    邓小平不能不迎战这一潮流。他88岁了,来日无多。他要最后一搏,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南巡时邓小平对企图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发出警告之后,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针对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一年前在上海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批评了左派理论家,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支持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主持军队工作的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媒体的着意宣传,是显示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保驾护航”。
    南方?起了“邓旋风”。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南方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人们传阅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肯定了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1990年、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的风潮平息。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大量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改变了北京政治力量的对比。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实际上,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是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
    
    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来源: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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