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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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南方谈话    ● 章立凡进入专栏)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 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 “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中国的政治风波,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潘朵拉之盒。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 “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88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 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 “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1989年以前,经济与政治的两只改革车轮,相对而言是同步并进,即便后者稍慢,但距离不会太大。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形势整体停步不前,国内矛盾尖锐。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 “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改革开放和“南巡讲话”所推动的市场化经济,唤醒了国人沉睡数千年的权利意识,也给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培育了掘墓人。无论是在批判“两个凡是”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保住毛泽东的偶像地位,还是在处置北京政治风波后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所守护的政治底线,就是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近十年间,由于摸石头上瘾和短视的维稳思维,已错过了主动过河的最佳改革时机。尽管“永远执政”是历届领导核心的底线所在,但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在于后者必定打破底线,执政者须有所抉择。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2年2月5日 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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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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