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不会庆祝100前清帝的逊位,今天中国的领导层也不面临着有组织的军事化的反抗,但是,此起彼伏的小规模农村抗议让本文作者,历史学副教授史蒂夫,不由地想起了150年前造成史上最血腥内战的”太平天国”起义。考虑到彼时的超级大国英国不得不出手协助平息那场动乱,今天的美国真的那么期望”中国之春”到来吗?

100年前,在1912年的2月12日,清朝六岁的儿皇帝退位,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帝制。但是,这个现代中国划时代的日子不会在人民共和国内得到广泛庆祝。随着共产党准备秘密地把政权移交给下一代领导人,未经锻炼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预计将要成为国家主席,北京的政治气氛一片紧张。事关改朝换代的提示都不受欢迎。

当然,中国现政府对1912年的事没甚么好怕的。由满洲人於1644年南下征服中国後建立的清朝,在1912年被高度组织化、得到海外武器资助、带有爱国主义大一统意识的革命运动推翻了。今天的共产党并不面临这样的威胁。

然而,它正在面临的是巨大、原生态的农村动荡。中国经济崛起的黑暗面是富庶的沿海地区和贫困的内陆之间日益加深、令人吃惊的鸿沟;地方官员普遍贪污;以及依据我们所能蒐集的资料所示,还有广为蔓延的怒气和不满。政府承认每年有数以十万宗”群体性事件”,这既包括了一些无依无靠老妇人抗议腐败的房地产徵地,也包括了公然反抗村庄/社区(就如南部的乌坎村那样),还包括致命的种族暴乱,就如过去几年在内蒙古、西部的新疆省以及在藏人当中发生一样。

诸般景象,现政府面临的更象是在1912年之前50年几乎推翻清朝的太平起义。那场堪称史上最血腥的内战在被平息前至少夺去了二千万人性命的暴动,那些希望今天出现”中国之春”的民众起义的人不能掉以轻心。

太平天国起义是1850年代初在中国南部爆发的。那年代像今天一样,经济混乱、腐败、道德真空。农村的贫困人口很多,地方官员疯狂腐败;北京政府遥远得似乎不存在。触发起义的是说广东话的汉人和客家人就土地权而起流血种族冲突。许多客家人加入了一个信徒不断增加的邪教,其中心人物名叫洪秀全,一个认为自己乃耶稣基督之弟的人。当清朝的地方官员站在汉人农民那一边的时候,客家人—和他们的教派—举兵造反了。

太平天国令人啧啧称奇、同时令人惴惴不安的是,它扩展迅捷、全凭自发。和1912年那推翻帝制的革命或是1949年那促成共产党执政的革命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多年的早期””准备工作。

尽管洪秀全的信徒形成了其教派核心,但当他的教派突破清帝国的封锁线并向北推进的时候,其所到之处风靡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难和委屈,跟着造反对他们来说没有损失。失业的矿工、贫穷的农民、犯罪团伙以及所有其他不满者纷纷加入,壮大了叛军。到了1853年,由招募和强徵入伍的人组成的叛军人数达到50万。那一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城,屠戮城内所有的满族人,并以那城市为他们的首都,直到11 年後内战结束为止。

1950-60年代,中国的中小学生受的教育是,太平天国乃共产党的前身, 洪秀全为毛泽东的精神祖先。这个比喻现在已经搁在一边了,因为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是什么革命者。故此,近年来对太平军的描述多是负面的也就不足为怪,说他们鼓动迷信和宗派暴力,威胁社会秩序。而曾经镇压他们的中国将军曾国藩,曾受到过几代人唾骂,抨击他支持满族人、背叛自己的民族。但现在对他的评价变了。今天,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历史人物之一,一名忠贞不二儒士和自律的典范。他对中国历史的主要贡献是无情地镇压暴力异议,这正好合乎国家需要。

北京已经从历史汲取了教训。我们可以从它在法轮功和其他类似太平天国的教派变得军事化之前展开迅速而残酷的镇压中看到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当今”群体性事件”的数字中看到这点。据估计,在2010年有18万宗群体性事件听起来确实不祥。但事实上,群体性事件”数量之多显示,抗议是无组织的,也(还)没有聚合成足以威胁国家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宁可面对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独立、小规模抗争,也不愿看见它们聚合成单一的越滚越大的叛乱。政府最害怕的不是暴力抗争,而是这些抗争会聚合为一。

对西方而言,太平天国也是一个教训。19世纪的中国统治者,一如今天的,在外国也普遍惹人反感。人们视满族为傲慢腐败、阻碍贸易和憎恨外国人的暴君。所有的幻想都在太平军那一边,在起事初期外国称誉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者。正如一个当时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所说,”美国人对政府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原则信念之牢固,使得他们无法不同情那些为反对外国奴役而战的英勇人民。”

当习先生准备於周二访问美国的时候,类似的同情塑造我们对中国目前动乱的看法。就在上周末,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警告中国副外交部长说:”阿拉伯之春天会降临到中国。”西方新闻报导的主调是,共产党终於嚐到它贪污腐败,在农村的暴虐,以及漠视民主人权的恶果了。而在这表象之下,潜藏着一种通常不会宣之於口,但深深感受到的幸灾乐祸情绪是对共产党被本国人民推翻的一种渴望。

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西方在19世纪时尽管蔑视中国政府,但当太平天国把它推向毁灭边缘时,英国介入了,以保着当时的政府不被推翻。当时英国经济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之深,使它根本无法承受叛军胜利可能造成的风险(在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中失掉美国市场之後更是如此)。在美国鼓励下,英国向满清政府提供武器、炮舰和军事人员,并最终使战争局面转为对清朝政府有利。

我们可能不会和当时的英国相去甚远。考虑到我们经济今天所处的不稳状态,特别是美国对与中国贸易几乎攸关生存的依赖性,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尽管原则上谴责中国政府在政治权利和人权的立场,但如果它真的面临一场内生革命——即使是由要求更大民主的联盟领导的革命,我们最终会有多大可能不想让革命成功?

作者是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着有《太平天国之秋:中国、西方、太平内战的史诗故事》。

来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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