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ttp://www.molihua.org/2012/02/21.html

你们都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社会做一点事。”
—— 张育英(1928-2012)

2012年1月24日,北京时间13:15我母亲张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月24日(星期二),美国西部时间晚上,我预订了去北京的往返机票。行程是:1月28日(星期六)从旧金山启程;2月4日(星期六)返回。

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护照2011年过期了,1月25日(星期三),我办理了新的美国护照,当日取。1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办理特别加急签证,当日取;除申请表外,无需任何其他文件,只是新老护照和照片,费用$170。

1月29日(星期日),抵达北京,我和弟弟一家住在我母亲的老单元。

1月30日(星期一),北京早晨有小雪,天气寒冷。上午9点多,我们在医院为母亲举办了告别仪式,有很多我母亲的老朋友也前来送别。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这么冷的天,还是来了。姐姐、我和弟弟准备过几天去看望几位我母亲的挚友。下午一点多,在八宝山取出我母亲的骨灰,准备来日办好手续后,将我母亲与父亲合葬。大约3点回到家中。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都有母亲,我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当然希望母亲们能够健康、长寿。中国最著名的母亲就是“天安门母亲”了,我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儿子不能陪伴她已经很久了,我希望把晚辈的安慰和爱带去。

我个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人权、承认普世价值观的人,总是对人性的光辉赞赏有加。平时,为人行事也是尽量公开。

1月31日(星期二),我们去看望我的姨母,待了很久。也给丁老师家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3点去看望。

2月1日(星期三),和弟弟一家中午在外面吃饭,要了一碗牛肉面,挺香的。下午一点多,去一个鲜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不到两点钟,乘出租车去丁老师家。在车里我还想:来早了,会不会影响丁老师休息?快到丁老师家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帮司机问路。路上并不拥挤,2:20左右就到了。

见到丁老师家的小区了!我付钱,手捧鲜花,背着一个蓝色的小包,下了出租车。下车前看了一下出租车上的表:2:20pm(2月1日,星期三)。外面有阳光,但空气污染较重,像下了雾一样,阳光并不刺眼。人行便道离马路边有几米的距离,我走着找丁老师家小区的入口。路上没什么行人,路边停着一些汽车。

忽然,过来了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

陌生人:你是葛洵吗?

葛:我是,有什么事?

陌生人:过来一下,问你一点事。

葛: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他开始用手拉住我,又过来两个男人,使劲推我到路边的一辆浅棕色的车(第二天,去机场也是这辆车,本田雅阁;第二天我看到了车牌,P-CA106)。这辆车右边的两个门都开着,副驾驶门前站着一个女的。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有麻烦了。我在美国和中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不知道怎么办。想起网上看来的,要求看证件。我并没有用力挣扎,也没高声呼喊,只是说:我就看一看丁老师,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直说:配合一点,配合一点,不要乱动,对你不利。但推得很厉害。我说:我得看看你的证件。第一个陌生人:一会儿给你看。我要求给家人和美国使馆打电话,被告知:现在不行。我被推坐在后排座位上,还一直要求看证件。第一个陌生男从兜里拿出一个本,打开让我看:国安,王杰。当时我这样想:出示了证件,说明还有诚信,我们可以以诚相待。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害的我不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跟他们快说完,快走,丁老师还在等我;而且在后来的整个过程中,还一直这样想。这个想法更糟糕。我问:你们为什么控制我?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必须配合。

我被推入车后,强迫我坐在后排中间,左右两边都有人。看到前排中间收音机上放着我和盛雪的一个合影。这张照片在她的博客里我见过,是她2011年秋天对我做一个采访时拍的。车开始走。这时,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不想给他们,王最后从我的右裤兜中把我的手机强行拿走了,我提出抗议。手机是跟我弟弟借的,我都不太会用。路不是很远,我在车上一直反复自言自语,就一句话:怎么可以这样?我只是去看看丁老师。

葛洵和盛雪

车先进了一个院子,刚停下又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进了另一个三面环楼围着的院子。

王:下车吧。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我们单位。

之后,进了一个楼。从楼梯上了二楼,楼道里没有人,像是一个简易的旅馆。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长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茶几,一个老式的电视。后来知道,有一个套间,浴室在套间最里面。

我出门一般都把证件带在身上。进屋后,我问他们带我到这里干什么,王说是传讯。我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向他们提出抗议。我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文件,他们说一会儿给我看,后来证明这是谎言,自始至终就没给我看过任何文字的传唤证。要我交出所有的东西:包,包里有相机和一个录音笔;新旧两本护照;钱包,钱包里有我的美国驾照、信用卡、不少人民币和美元,还有朋友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小纸条写的。因为有不少钱,钱包里装不下,就拿出来一部分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里有¥3000和$500。东西都被拿走了,说是一会儿还给我。这时候我想:快完事,快走,人家丁老师还在等我哪。

后来知道,整个过程中主要有5个人物我见过:王杰是主要问话的人,重要的事情他都在场,我只看过他一个人的证件。胖司机,只是开车的时候才出现,也帮助他们在车外控制我,只会说一句话:这么大岁数了。女记录员,后来说是姓普,个不高,瘦瘦的,像是30岁左右,什么事情都记下来,问话中她反复催促。一个高个子男的,像不到40,眼睛不大,名字不知道,他是后来主要打我的人,就叫暴力男吧。一个小个子,眼睛挺大,后来我问他,说是姓高。对面还有一个房间,他们出来进去时我看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像是他们的指挥部。我身边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大多数的时间是4个人,他们经常轮换着出去,可能是去汇报或吃东西。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不能关门。

我还在要求给丁老师、给家里、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他们没允许。我被强制坐在里边的小沙发上。问话开始了,不是很正式的样子,只是看到记录员在写。“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我说是给母亲奔丧的,丧事办完了,现在走亲访友。一个事问好半天,我心里着急,想赶紧完,我就能走了。“为什么去看丁老师?”我问为什么不能。丁老师是一个有自由的人,不是有罪的人,在我心目中她是良知,是一位我尊敬的人道主义者,我视丁老师为我慈祥的长辈。我当然要去看看她,尤其是在我失去母亲之后,这种愿望特别强烈。
开始问“全美学自联”。“全美学自联”的全称是“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是1989年6•4后在美国成立的学生组织。我参加了在芝加哥的成立大会。在 1990年12月,我曾经受“全美学自联”的委托到北京要求旁听“王军涛案”和“陈子明案”,在北京待了8天半。当时,国际媒体有一些报道,ABC曾选我为“本周人物”(Person of the Week),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度关注。那时候闯关回去后,我可能就上了名单了。1991-1992年,我担任过“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的主席。 1994年后,我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事,减少了这方面的参与,直到2009年7月份,又重新找到了老朋友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把“全美学自联”定义成所谓的 “民运组织”,我个人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1997年底,我回国探望家人,国安找过我,谈了很久。实际上,都是他们给我介绍“全美学自联”当时的状况,那时候,谁是主席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又回去过几次,没事。

下面就问我是受谁指派来采访的,当然没人派我来。我的录音笔和相机中有很多东西没删除,主要是近期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我自己是一个开放的人,社会活动从来不保密,也不从事地下工作。里面的内容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的内容;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新书发布会和盛雪请他和别的朋友吃饭;做“自由荔蕻”博客网站时对别人的谈话;收集“墨镜•肖像”的照片和留言;后来我发起“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谈话和照片等等。其中有一小段录音是我向盛雪请教如何剪接音频的,那是为了做 “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用的。他们非得说我是盛雪派来的,让我必须把我怎么认识盛雪的过程说一遍。

说完后,我问他们完了没有,结果还没完。怎么这么长啊?

下面开始问我钱的事:你哪来那么多人民币?要给丁子霖多少钱?谁的钱?谁派你来送?你来北京谁给你报销?谁报销?我答:我太太报销行不?钱都是我自己的,家人给的,我也带回来一些。没决定捐,就是捐的话,多少也没确定,就是捐也不是捐给丁老师个人,是给“天安门母亲”,没有任何人派我来,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个人从来不号召给我或我热衷的活动捐款,我每年自己捐一些而已。这个钱的事翻来覆去说了半天,好像永远也问不完。最后,非得逼迫我说那个信封里的钱是准备捐的。我跟他们说:这可是你们强迫我说的,不是我的原意。费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完,我开始着急。我说:这样吧,我用人格来做个保证。王说:写下来。我这样说:钱都是我的,没人派我来送钱,也不知道会不会捐。他们明显不满意,非要我写下信封里的钱是捐款,不然,没完。我照着他们的意思写了。还让我签名、按手印。好久没按过手印了,有点儿好玩儿。

你为什么从 2009年以后又重新开始这些活动?”我说是重返沙场,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度恶化,而且恶化的程度越来越强。”那你6•4二十周年时怎么没出现?” “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来‘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为成立二十周年聚会,我就回来了。朋友们还挺高兴,说葛洵又回来了。再观察了一下,人权的状况怎么变得这么糟糕啦,不行,我得干点儿什么。”我跟他们讲: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关心整体“自由度”,最在意的是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权。你们愿意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给我加上“民运人士”等等标签也随你们便,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结果讨论半天这个事。

你都加入了什么组织?”“‘全美学自联’,这个刚才都说的很多了。”“没问你这个,还有什么组织?是不是还有跟海外藏人有关的?”我忽然意识到,他们在问我“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事。和我平时做的一切其它事一样,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实际上我们还做新闻发布,生怕别人不知道。“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英语名称是:Bay Area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BACTF),我担任秘书。2010年,我参加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只不过很年轻。后来改选,我才志愿担任了职位。“你为什么参加这个?主席是谁?都干什么?”“我是因为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要了解藏人独特的文化才参加的。其他的信息在‘湾区汉藏友好协会’新闻发布上都有,主席是一位美籍藏人妇女,全名我不记得,大家都叫她 Tsering,很温和、甚至于腼腆的人。活动都是一些文化交流,每年秋天有‘西藏日’(Tibet Day),连续两年我都去了。BACTF也是合办者。他们的沙画特别棒,几位喇嘛当场做一天,活动结束时,拜完佛,把沙分给大家。我还买过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册,平时放在家里,常看看。我个人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赞同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没有支持过‘西藏独立’,但很关注藏人人权问题,也向海外的藏人谈论我作为一个汉人的真实感受。后来,BACTF的活动不多,我自己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权个案上了,也就是‘捞人’,我实在没时间,这方面的活动减少了。就这样。”

那这个‘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是怎么回事?是你发起的吧?都谁参加?花了多少钱?谁给的?……”“是我发起的,不需要钱,也没人给。公共平台。志愿者我不认识,网友……”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没有表,也不知道时间,但知道开始进入深夜。王:挺晚的了,给家人打个电话吧。把手机递给我。只能说一句话: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没事,别担心之类的。我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就打了。电话打到我弟弟手机上。说的就这些,我弟弟明显担心我的安全,还想再问点儿什么,我对弟弟讲:过二三十分钟打回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就挂了。手机马上被拿走了。后来弟弟讲,他正在试图通知美国使馆,被我的电话中断。我现在想,弟弟的通讯一定也被监控了。监控就监控吧,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过了二三十分钟,又让我打电话,说:太晚了,有地方住,不回去了,明天早上见。

又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事。“志愿者哪来的?都是谁?怎么联系?你怎么领导他们?”我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转载有关陈光诚的报道,把这些集中在一个地方,中英文都有,目前没有什么原创和首发,以后会考虑。目的就是呼吁还陈光诚名副其实的自由,希望社会各界关注他和他的家人。编辑都是我在推特上邀请来的,我不是领导,志愿者爱干嘛就干嘛,没组织,也不用联系,见到有关陈光诚的报道,发博文就行了,也没人审查稿件,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只要是呼吁‘自由光诚’谁爱用都行。”“那不行,一个网站怎么能没组织呐?怎么不花钱呐?没领导?不可能。”“真的没领导,爱信不信。”我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争取自由用领导吗?何况我个人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吗?连一个班长都当不了。”

那行,你把谁参与都说出来,你怎么找到他们的?”“就在推特上,我读一下推友的推文,要一个电邮地址,看靠谱,就发邀请。没什么可说的。要不,我教你们怎么弄博客网站吧,你们想说什么也说出来,别老憋着,在暗地里收拾人。咱们在公开的场合讨论,行不?”

你不是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志愿者都是你在推特上找来的吗?你把你推特的帐号和密码告诉我们。”“不行,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不能告诉你们。”“你必须得告诉我们。”现在,家长都不能随便看孩子的日记了,何况,我是一个成人。我在想:其实,推特的内容几乎都是公开的,他们看了也没什么,我只担心两件事,第一,我怕他们用我推特的帐号发链接去钓鱼,这个是我最在意的。第二,里面有一些私信。“我们要什么你就必须给,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你站到那边去,好好想想。”我没站起来,也没回答。“你是不是非得要我们武力解决哪?”“我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信非暴力的人,不会还手也不会反抗,但我对你们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这时候,暴力男从对面骂骂咧咧地朝我坐的小沙发走来,王开始揪我的夹克棉袄。暴力男上来就给我一拳,我一抬左胳膊,打在我的左臂上。我马上用双手抱住头,之后,暴力男一拳接一拳打过来,不打别的地方,专门打头。打了很多下,有三拳我没挡住,一拳打在我后脑上,当时觉得眼前马上一片黑,这时我带的眼镜已经没了;再一拳打到我前额,马上两眼冒金星;再一拳打到我左太阳穴上,一下就把我打倒了,觉得呼吸困难,大口使劲喘气。暴力男和高姓国安就开始踢我,过程中我并没有失去知觉,想看一看怎么打我。高姓国安使劲拉我的夹克棉袄往我的头上蒙,我马上意识到“黑头套”!我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棉袄,使劲抛到小沙发右侧的一个夹缝里。这时,右腿后侧挨了重重的一脚,一下整个右腿开始抽筋。我大口喘着粗气躺在地上,觉得天旋地转,屋里的白色的日光灯好像在闪,啪、啪、啪,一下、一下的,眼前有身影在晃动。身上又挨了几脚,不是很重。这时候,我开始想我买的鲜花,它放在电视桌子上,没有损坏。我下意识地抬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没带眼镜,看不清楚。“天亮后,这里的事完了,我再试试,去看看丁老师,就是不能进屋,您隔着玻璃看一下也行啊。”想着想着就说出来了:我要走,我要走。

你把推特的密码说出来。”我没说话。他们又催,我还是没说话。王:“那这样吧,我们拿一个笔记本来,不要你的密码了,你自己输进去,我们就看一眼。”我问:“这个完了,我就能走?”“行。” 后来看,这又是欺骗。拿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我的右腿还在抽筋,右手在抖。为了早点儿走,我输了进去,他们在那儿看。主要是看私信。“你的电子邮箱的秘密是什么?”“我的电子邮箱你们进不去,是严格的两部认证,我自己在这儿都进不去。”“别废话,我们有办法,说。跟推特一样,输进去。”输入后,果然是要认证码。“你手机号是什么?”讲了手机号。过一会儿,“你什么时候开户的?”“这我哪记得啊? Google有 gmail 后我就开了。”看样子,没进去。

这时候,高姓国安把我的相机拿来了,开始一边看照片一边问。这些都是在我们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公开场合我照的,媒体上都有报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去年为滕彪、江天勇颁发 “杰出人士奖”,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的新书发布会,盛雪请廖亦武和别的朋友吃饭,声援艾未未、王荔蕻、陈光诚的公开活动,等等。很多人我也不认识,认了几个经常在媒体上有报道的朋友。说方政比较多,写了两个朋友的认识经过,一位是方政,另一位就不留名了,写的都很短,四五句话。录音笔从来就没拿过来。

又过了一阵子,王又进来了,说:这样啊,你得写一个保证书,主要是对你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做保证,我说你写。王开始说了一遍,我跟他讨论内容,我想把保证书写的好玩儿一点儿。王讲:“你别跟我讲条件。1,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可以,我现在也没违法。”“2,不见敏感人物。”“谁是敏感人啊?”“这个没有标准。你没有选择,写吧。”过后王告诉我,可以打电话问他们——这是后来的事。“3,不到敏感场地去。”我问:“什么是敏感场地啊?天安门是吗?”王答: “那得看什么时候。4,不出现在敏感场合。”这个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又讨论了半天,我想,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连什么是敏感都不懂,想去就去,就完了。 “5,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有点儿板上钉钉子,不过,现在都是和记者聊天,记者发不发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就行了。何况,我干的事有新闻价值吗?我自己没觉得有。”“6,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能说话了?”王说:“家里不算、吃饭不算、朋友聚会不算。”我问: “什么算哪?不能站大街上演讲?”答:“你自己明白。”“我没那么明白,而且,这个文字也不对啊,我是很注重人权的,到什么地方都会说的,我得加上点儿修改。”争了一会儿,让我在这句话后加了,变成了:“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人权不算)。”以上是国内的,还得写一条海外的:在国外,不做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这个我同意,我多年来做的事不仅无损于国家形象,还对形象有帮助。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的话,形象自然就提升了。可是这句话有点儿硬,为了玩儿,我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在国外,不做严重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过程中,我提出,我自己起草一个保证,内容是:我保证不参加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高姓国安:“那不行,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也不行。”我说:“是非暴力改变。”“不行,你只能按照我们说的写。”签了字,又按一遍手印。我要求所有的事都结束之后给我一个《保证书》的副本,他们答应了,当时他们都在场,高姓国安说:回头给你一个复印件。早上离开之前,我问复印件哪?他们都说:谁答应给你复印件了?

这时候我猜差不多夜里三四点钟了。王出去了,看样子是请示去了。过了不久就回来了。这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在这里,拿来一个打印好的东西,上面还有红颜色的信封抬头,我记得是:北京国家安全局。我还在纳闷:国家安全局就行了,怎么成北京国家安全局了?上面写着保密告知书,挺长,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还有什么什么条款,对我的审讯是国家机密。我直想笑,心里说:还行,变成国家机密了?头一回接触国家机密,心情有点儿不太平静。王说:从我们相遇到我们分手和这件事本身都是国家机密,不能跟任何人讲,也不能跟家人讲,否则,就是泄漏国家机密,有严厉的惩罚。他老在那儿说,我想好好读一遍,没法集中精力,我就大声地朗读起来了。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最后明文规定,如违反,拘留十五天,罚多少多少钱。闹半天,才十五天啊?这个我应该能承受的起,钱多少我现在忘了,好像几万块,像是一个小绑票。可是上面的理由没填,我说:你们填上,我可以签。反正不就是告知吗,我知道了。他们填上了“全美学自联”、“给天安门母亲捐款”、“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我签了,再按一遍手印。

王拿着这个东西又出去,不久回来了。“我们领导说了,为了照顾你,为你好,你今天就回美国。本来你可以按原计划的行程,现在不行了。”接着讲领导如何关心我,一大堆话。我问:为什么不能见丁老师?答:有的人能见,有的人不能见,你属于不能见的。问:干嘛我不能见?答:你自己知道。问:我有什么选择吗?答:你没有选择。我想这回完了,一下提前两天被强迫返回美国,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去看丁老师放在最后一天,本来还想去拜访我母亲的一些挚友,那些叔叔、阿姨们,没戏了。我说:你们非法限制我的自由,我还提出强烈抗议!

都睡会儿觉吧。”高姓国安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打呼噜。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就起来到外屋抽烟。暴力男坐在最外边的小沙发上一边打盹一边看着我。我先拿着买的花看了一阵,心里想,我要把它带到美国去。暴力男动了一下,提醒了我,我得跟他聊聊,就问:“小伙子,你动手打我,打得那么厉害,手不疼吗?” “执行任务。”“你们都这样对待被你们限制自由的人?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也是国家机密?”“你可以这样理解。”说完这个,暴力男开始给我讲他的理想,说了半天无非是:国家主义,美国阴谋论那一套。他说完,我说了一会儿:人权无国界,普世价值,中国并不特殊,连缅甸都在改变。后来,发现差别太大,没法聊,就说:你们各方面都应该多看看,别老局限在一种宣传。

我睡不着又没得事干,想开电视,根本没有电,也没本书。我就走到窗前,发现窗下是暖器,扒开窗帘向外看,外边很黑,是一条大街,大街的对面还有一个单位,挂着几个牌子,写的什么看不见。窗外有固定的铁条栏杆,可能是防止越狱的。暴力男这时醒来,把窗帘关上。我关上窗帘,在暖气上烤手。头和腿一直还在痛。心里想:才五十多,怎么这么不经打。转念一想也不对,我也从来没有被人打的这么惨。我要是上来就全招了,或者根本什么也不说,会怎么样?来的时候真傻,怎么连相机和录音笔都没有删除?他们看了我和一些朋友的私信,他们会不会有麻烦?等等。

天渐渐亮了,马路上的车开始由稀到多。再过了一会儿女记录员来了,聊了两句,说是姓普,我还问了几句她对乌坎的看法,她说知道,但没回答。问什么是最有效防止腐败的方式,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说了几句美国是如何防止腐败的:第一靠自由的媒体;第二靠独立的司法;选票也很重要,等等。高姓国安起来了,说:你多看看你的花吧。

王杰来了,说准备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取行李。把我的物品和钱数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把我的相机和录音笔里的东西都清除了,又提出抗议。我要自己拿着东西,他们说到了机场才能给我。下了楼,还是那辆车。我要给弟弟打个电话,王把手机递给我。电话里我说:现在回家拿东西,之后去机场,回美国。很快就到了家,两个人跟着我进了我们家。弟弟帮我收拾行李,问我:“吃饭了吗?”“没吃,咱们一块儿吃的那碗牛肉面还真管用,一直顶到现在。”“那你快吃点儿吧。”弟弟给我一块牛舌饼。弟弟跟国安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干嘛不让人吃饭!”国安说他们也没吃。轮流换班出去,没吃东西,谁信啊?临走前,我跟弟弟说:“没事。瞧见没有?省了个出租车的钱,有人专门送。”

拿上行李开始去机场。上三环前,他们要看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是 Chromebook,没有硬盘,只有一个很小的存储,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网。他们把车停下,从后面取出我的笔记本。弄了一会儿说是没玩过,我也没反抗。车一路最右道超车,常常开警笛。上了机场路,没什么车。我问:这是上机场吗?要是活埋就不用走那么远了,旁边挺宽敞的。过了会儿,王指着远处的牌子:不是上机场上哪?

到了机场,车停在路边上,机场没什么车,但马上有管理人员过来问,司机给他们亮牌子。下车。走了几步,他们说,还得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我特别反感别人看我东西,而且刚才已经看了半天了。一把拿过笔记本,说:不行!他们就使劲把我往车里拽,我不回去。胖司机在旁边一直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岁数了。框!右臀部挨了暴力男一脚,刚好了一点儿右腿又麻了,又开始抽筋,我摔倒在地,翻滚了一下,怀里抱着笔记本。他们一边踢一边抢走了我的笔记本,又把我推入车中。这时候,几个武警过来问,他们又亮证。他们开始威胁我:是不是东西都不想要了?是不是想找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多待几天?我只说:抗议!

王杰和暴力男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了我买的鲜花,我和高姓国安还有胖司机在车里。过了一阵子,我说:我得出去抽烟。高姓国安请示后,跟我到车外,我抱着鲜花。过了一会儿他带着我进了候机大厅,我想活动一下腿,慢慢地走,里面有一个藏人唐卡店,在那里看了看。我看到过的藏人店铺都有尊者达赖喇嘛的像,这家没有,只有一张画是跳舞的喇嘛。高姓国安说吃点儿什么吧,建议吃面条,我没同意,去了一家咖啡店,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大杯黑咖啡。我说身上没有钱,他说能开发票。聊了一会儿,我问:我要是去山东临沂看陈光诚行不行?高姓国安:你连北京都出不去。再过了会儿,他接电话,说是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航空公司得看我一眼。看了一眼后,王杰说改日期¥1590,我出的钱,一件行李已经托运了,拿着改日期的卡和登机牌给我看,我放在了包里。“把东西还给我吧。”“到安检才能给你。”到了安检,数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小纸条,是他们的 email,说下次回来,先给他们发email。在这里我帮他们公布一下: [email protected] 。背上东西我就进去了。

进去后,看见表,北京时间,2月2日(星期四)11:30am,21个小时的噩梦从此结束。飞机1:40pm 起飞,我拿着那束鲜花,请人在E26号口照了一张像,也给花照了一张。我在默默地想: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在整个的过程中,这束鲜花是我的精神寄托,它是我们怀念六四受难者的心愿,它表达了我(葛洵)和“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对“天安门母亲”和丁老师的想念,所以,我要把它带回美国来。我真的把它带回了旧金山,但美国海关需要检疫证,我没有,不能入关。我在北京机场和旧金山机场都留下了照片,有机会想送给丁老师。

北京机场登机前,我手捧没能送到丁老师家的鲜花

旧金山机场海关前,已经枯萎了的鲜花

起飞前,我发了一条推:on board UA888 to sf waiting take off, 2 days before schedule,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也就是给关注我的朋友报个平安。飞机起飞了。我坐在 33H 是紧急出口,联航的服务员大多只说英语,问我:“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Are you willing to help me in case of emergency? ”“Yes, I am.”我看看书,就开始犯困,毕竟一天多没睡觉了。过了一阵子,忽然听到服务员在喊:Help! Help! ……我马上跳了起来,冲过去帮忙,一位华人中年妇女满脸虚汗地靠在厕所的门上,站不住,往下滑,女服务员一手架着她的胳膊,另一手拿着湿毛巾擦她的脸,嘴里喊着:Wake-up, Wake-up, Open eyes. 我马上把她的另一只胳膊架在我的肩上,同时喊到:醒一醒!醒一醒!每一次喊,这位妇女都使劲把眼睛睁开,但眼神很不对,不能保持睁着眼,而且不能看一个方向,睁开眼睛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时,服务员让把她扶到头等舱,我们架着她,她瘫软着,已经不能走路了,我们拖着她走。我一边走一边喊:醒一醒!醒一下!心里想:女士,你可千万别闭上眼睛啊!千万别离开我们!因为,这眼睛一闭上,就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睁开了。好在,路不远,到了头等舱,服务员让把她放在躺椅上,其他服务员拿来了氧气瓶和输氧罩,也在呼叫医生。吸氧后,特管用,几分钟,女士的眼睛自己睁开了。其实,她懂英语,开始用英语说话,还说感谢帮助她的人。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别提多美了。我说:Please give us a big smile。她笑了,很甜。我们鼓起掌来。

通过亲身经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维稳方式已经变成了克格勃和黑社会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变成了流氓的警察国家。

我被限制自由的教训很多,我还在琢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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