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2月06日 14:23:33

  

敢闯敢冒 再创辉煌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
   
   

重读邓小平1992年1至2月巡视南方的讲话,最大的感慨是,年华如逝水,倏忽间20年就过去了!
 
   20年来中国的经济有了超常的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邓小平当年期望的“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却只实现了一半,即制度“定型”化倒是定型得厉害,却与“更加成熟”似乎越行越远,即“”和“社会分层”日益定型化,社会矛盾却不必讳言日益尖锐,乃至“仇富”、仇官和反智的民粹思潮大有市场,邓小平当年极力主张“彻底否定”的“文革”大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中说的体现社会主义原则的“共同富裕”目标,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有莫大的关系——须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所谓的“本世纪末”早已过去了11年,“两极分化”非但没有防止,反而成了刺眼的现实,炫富的衙门与“郭美美”们令人愤慨。以广东境内而言,珠三角与粤北粤西粤东一些县市就俨然分处两个时代。
 
   今天重读南巡讲话,有两点我特别共鸣。
   第一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推而广之,整个珠江三角洲之所以上世纪80、90年代在全国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粤语风靡神州引领时代新潮流,就是敢闯敢冒的精神所成就。那时候改革开放的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问题,纠结在社会主义制度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应不应允许私有制和“三资”企业,引进外资是不是卖国等问题。
 
   深圳和珠三角为什么能率先冲破意识形态的魔障呢?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的生活感受被摆在的重要位置,群众冒死“逃港”用脚投票给了当地官员压力,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支持思想解放,习仲勋、任仲夷和吴南生等南粤主政者的开明,造就了深圳和珠三角先走一步的优势。当然,邻近港台澳,有华侨等海外关系,老百姓对外界相对了解,再加上沿海的交通便利,也是成就珠三角改革开放带头羊地位的主客观条件。
 
   如今经济上“喝头啖汤”的这种优势已经不再。允许先试的经济政策已遍地开放,谁都可以“招商引资”,以致深圳的关卡(特区通行证)成了文物。税收优惠的特区政策也普遍享有,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两江新区……大家都要、也都有了“特殊政策”;再说,中国早已加入WTO,外国企业也要实现国民待遇,指望特惠政策发展根本不靠谱,充其量就是争中央转移支付多少,争重大国企项目之类。而且,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全国铁路公路交通建设网大为发达,重庆也可直接通过铁路出口产品到欧亚大陆,一些跨国公司已把生产基地搬到了重庆的保税区。以西部为例,西安要做西部的中心,建国际性大都会;成都要做西南的中心;南宁要做对东盟区和北部湾开放的前锋;昆明要做通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桥头堡……“梯度发展”的态势已展开全国性竞争,沿海地区已没有明显的优势。
 
   所谓“广东模式”不过是“”的一个分支,“”的通病一桩不少。政府主导,权力自肥,出口导向,官肥民瘦,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贫富悬殊,官民矛盾。和别的地方相比,广东的打工者更多,户籍鸿沟使外来务工者很难融入,与本地人的矛盾更突出。而珠三角的经济发展靠“三来一补”、“(原材料和销售)两头在外”起家,出租厂地厂房干部吃肉群众分汤,远不及长三角靠民营私有企业滚雪球发展到遍地开花,相对要均富得多。不必讳言,珠三角以及广东的发展,就经济论经济,现在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这些天的广州媒体已有报道,苏州和天津的GDP总量已直逼广州和深圳,有后来居上之势。
 
   广东的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本来有“敢闯”“敢冒”先行一步的传统。
 
   第二点,邓小平南巡讲话说:“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在我们这个中央集权,一直强调“五统一”和“地方服从中央”的国家,要保持敢闯敢冒勇于开拓的势头,鼓励各地竞争与创新与这一点非常重要。安徽小岗村领头的分田承包,江浙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东沿海的对外开放……改革年代之初的局面,本是各地各自为战寻求突破进而引起千帆竞发的结果。我不喜欢的那个眼中只有资本利益没有劳工权益的“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张五常说,中国的崛起端赖县域经济体的竞争,“县域”的表述不准,各地的竞争确是如今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源头。
 
   如何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再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呢?我们不妨把邓小平讲的以上两点结合起来讲,因为提倡各地创新,也就是鼓励敢闯敢冒。
 
   先看敢闯敢冒展开竞争的动力何在?30年前,如前所述,对于老百姓来说,改革开放的动力来自求生的本能,否则就不会冒死逃港,就不会有小岗村十八条好汉签生死契约分田单干。对于明智的官员来说,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责任感,即南巡讲话提到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形成的制度性压力,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
 
   如今改革开放的压力,从总体上是“不可持续”四个字。现行“土地财政”模式的用地有限(山地荒漠虽多,开发成本高,政府无近利可图);从水到土壤到空气环境污染严重;人口红利即将逆转为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出口导向受国际环境约束,必须转向内需拉动经济,等等。从政治和社会治理角度讲,首先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和广大底层知识分子的压力。随着这么多年的对外开放,人们的视野开阔;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大学教育大众化,提高了很多青年人的心理预期;财富的增长,私有产权意识大大增强……所有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人们的权利意识日渐增强,权利诉求大大提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也印证了人的需求层次理论。其次,不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也渴望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没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人们的升沉荣辱系于个别人和机构的喜怒爱恶,那么,谁都不会有安全感:不论你多大的官,说不定哪天要坐牢了;不论你是多么大的富豪,说不定哪天得罪了谁就人财两空。所以,有那么多官员和富商为家人办移民随时准备开溜的;有越来越多的官员郁闷乃至官员自杀的新闻不断。
 
   因此,可以说人心思变,官心思变,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邓小平本来早就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互相配合。如何用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即用民主法治来保障和推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我看来,且不谈敢闯敢冒,先回到1980年邓小平讲的破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吧!这些年我们在加强党的领导名义下,做了许多与邓小平要求背道而驰的事,使各地各部门甚至各单位“一把手”权力无边,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所以才有史无前例之多之广的买官卖官丑闻,才有无法无天地动用执法机关的强征强拆,才有那么多荒淫无耻的官场性丑闻。其次,请相信“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些中国古老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不要迷信暴力维稳。
 
   然后,再进一步讲敢闯敢冒。
 
   我理解,当下的敢闯敢冒分可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层次是敢于打破潜规则,循名责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他曾强调的中共十三大决议文件一个字也不要改,以及现行的白纸黑字写着的许多中央文件,理念本来非常先进,比如“四大民主”,财政预决算公开,建立公共财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关键是没有落实。如果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照着这些对人民的承诺去做,政治合法性不会有任何问题。谁敢公然质问主政官员,你为什么不搞假选举,而将党代表、人大代表选举当真去做了?谁敢公然质问党委、政法委为什么不干预司法,让被侵权的上访户在法院立案了?谁敢公然质问党委为何给党报和官网放权,让他们放手监督政府和官员了?事实上,这些年确有地方主政官员如吕日周等人这样做了,得到民间拥护,个人大不了是不做那个地方官了。我希望,随着政治精英竞争的公开化和正常化,“迎合”民心党心敢于这样做的官员越来越多。
 
   第二层次敢闯敢冒是,争做试点,主动做试点。比如,“城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中央批准了成都市和重庆市进行试点。中央没批试点的省市,难道不可以有自己的试点市县区吗?还有社保、医改、教改等这些年有些地方也主动进行了试点,“试点”的地方一多,社会的改革风气就形成了。
 
   第三层次是勇为“天下”先,敢喝头啖汤(鲁迅所谓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里的“天下”是指中国内地。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其实各方面都有发达国家的探索可借鉴。在这方面,地近港澳的广东可能仍有某种优势,因为同是粤语,人们常看香港台,民主法治方面耳濡目染的机会就更多些。比如广州的“举牌哥”、“口罩男”、“皮球妹”,这些公民表达意见的行为,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内地城市,显然是有港台文化的影响。
 
   那么,我们有理由希望广东在公民社会建设和民间自治方面,在全国开风气之先。2012年下半年,广东省将开放民间组织的注册,不再需要找挂靠单位。无疑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措施。
 
   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广东乃至全中国,都将迎来敢闯敢冒的改革开放又一春,因为这是世界潮流,也是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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