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 下次开会讲些什么(致海外友人)

2012年02月02日 16:30:18

      在大饥荒中,中国农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几千万条生命被付出了——这仅仅是一个“窝窝囊囊”的、“极为无奈”的行为吗?
       他们有没想过“反抗”——比如像乌克兰那样的“拉队伍”,或像早期苏联农民那样对抗“武装征粮队”(《同舟共进》2011:12)?
       人们很少注意,“反抗”是一个“奢侈”的行为,可能也是要有一个必要的“过程”的,思想的交流、意见的交换、组织上的准备、具体的策划……需要一步步走过来。而当时在最基本的一点,即思想交流上,农民都是被高度控制着的(湖南,当时大家不说话的例子)……
       而且,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的身体也已经太虚弱了(黄克诚自述中引用他兄长的话)……
       不错,从表面看来,中国农村什么重大的事儿也没发生,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抢粮(库)”……更不用说什么“抗争政治”了。
       但真是这样吗?如此农民岂不是只有“一路败北”、“大败亏输”(像乌克兰农民那样)?
       不,不是的。中国大饥荒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于是政府不得不“让步”,农民也做出相应的“让步”, 政府政策大体上退回到大跃进以前,什么“劳动产业军”,什么“原教旨主义”的实验,全部放弃……
       中国农民靠什么达到这一点?我想,正是农民的“反行为”……
       这就是我主张的:从乡间的隐秘故事发现历史,从下层农民行为解释上层政治,从社会史重新认识政治史(也可以说是“倒着作历史”)……
       有机会,我们再进一步交换意见。
       (按:此信本是给墨尔本大学高安东的。在2009年会议上我曾建议“下次”把研究的重心改为“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但我们失去了一个展开说明的机会,于是有了这一具体的解释和构思。现在恰逢一个类似的会议在华盛顿召开,遂改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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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日, 5:07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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