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乡下（二）

作者：李文倩 | 评论(0) | 标签:乡下, 西部, 素描

社 会 篇

贫 穷

贫穷是一种匮乏。汉娜•阿伦特说：“这不仅是一种物质匮乏，而且是对他们追求自由的能力的一种丧失人性的侵犯”。贫穷是一种生活状态，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在物质匮乏的同时，蚕食着人特有的品性。也就是说，贫穷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性力量，它很容易将人拉回动物的水平。

社会学意义上的贫穷人口是一个需要资助的群体。这种资助当然是有效的，也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却很难彻底解决问题。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贫穷会让人产生一种穷人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一般都带有很强的道德感。然而，这种道德感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虚假的道德感。因为它多指向一个外在的群体，而非指向自身。贫穷者口中的美德，是针对非贫穷者群体的。道德作为一种稀缺的精神产品，成了贫穷者手中唯一的货币。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否认有些人在极端贫穷的境遇中所展示出的卓绝的创造力和高尚品质，但我要说的是，这种美好的品质，是优秀者所共有的精神品质，并非是贫穷的产物。

我诅咒贫穷，它使人堕落，戕害人的意志，侵犯人的尊严。

信 息

这篇小文的写作，基于一些交谈，还有回忆。交谈是最重要的沟通手段，它是发散的，随意的，主题不明的；很不“科学”，也无法彻底量化。我这里想要更多说明的，是信息的透明度问题。从总体上而言，乡下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信息不足是常态。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乡下人通过日常性的交谈，却能很快掌握身边的信息。这是一个熟人社会，很难有什么隐私。因此，下层官员的腐败，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一些乡村的恶性事件，更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与信息密集的城市相比，这里有一种非制度化的透明性。正因为此，一些老百姓就觉得，中央的政策通常是好的，而到下面就走了样。因此他们多认为，中央是英明的，地方政府是腐败的。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谎言。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就是一个洋葱头，腐败总是从内部开始的。越接近核心就越是腐败，当然也更具隐蔽性。老百姓就生活在这种谎言中，等待着明君圣主来“拯救”他们。

喊 话

城市是噪杂的，宛如一个巨大的菜市场。乡下人喊话，更加粗声大气，但因人口不那么集中，一嗓子吼出去，整个庄上的人都听见了。在这种看似封闭的空间中，是没有隐私的。东家长西家短，个人的心里，都一清二楚。

在家里看书，常能听到邻居家有人大声粗气地喊话，喊话的内容，周围人全知道。从个体生命的角度讲，喊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但环境一旦有变，比如说一个乡下人到城里后，继续那样喊话，便显得粗糙和野声野气，别人一定侧目而视。

汽 车

汽车，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玩意儿。二三十年前，汽车司机是与公社书记平起平坐的——光明正大地享受着正科级待遇。谁家的女儿要是嫁了个汽车司机，亲戚朋友的脸上都有光。诗评家唐晓渡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初恋的女朋友，当年就嫁给了一个体面的汽车司机。这是对他的巨大羞辱，他为此抱恨终身。而到了今天，庄上不上学的年轻人，基本都会开车。开汽车的，也有好几个，都不觉得那是一个多么光荣体面的职业。

是汽车，沟通着乡村与城市。要是没有汽车，很难相信会有那么多的农村人涌向城市。城市的公交车，是一只被驯服了的马，性能优良，到站停车，规规矩矩。而那些长年在乡下跑的招手停，则像一头野驴，一旦跑起来，便一颠一颠的，很难停下来。

社 员

如果我们留心分析一下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会有不少有趣的发现。比如说“个人问题”一词，就是集体主义时代的词汇遗产。当我们说起“个人问题”时，实际上预设了一个虚假集体的存在；并且这个集体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个人只有是集体的一员时，他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在那样的生存境遇中，“个人问题”尽管重要，但只能放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常见的情况是，“个人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组织”的关怀。也就是说，“组织”基本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它不仅分配房子、票子，还分配性。“个人问题”一词的内涵，现在已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异。但之所以这样分析它，是因为这样的分析，除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使用词语之外，更有助于我们通过日常语言来理解历史。在回家的汽车上，我听到了另外一个词：社员。当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说，把我们这些老社员们嘛……也就是说，直到今天，集体公社早已解体，但在底层民众的身份认同中，仍残留着“社员”意识。

有关社员，汪建辉在《中国地图》中写道：“由于农村人民公社百分百的普及性，农业人口一生下来就是天然的社员，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加入仪式。社员即等于农民（农民就是劳动力），社员群众即等于农村中权力阶层以外的人民大众。刚生来的孩子算不算社员？这我无法考证，但长到一定的程度，能干点农活了，就可能被称之为小社员。”也就是说，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一个人一旦出生农村，就可能意味着你终身要为一个虚假的集体操劳奔忙。自己的肚子吃不饱，也要支援国家建设。这么扯淡的逻辑，曾被当做是理所应当的。所以我说，“社员”一词，其中隐藏了太多惨烈的信息。当我听到它的时候，不由地心头一震。

杏 仁

杏仁的故事，将我带回上世纪六○年代。

六○年开春后，我们庄上的大部分人家，都已无粮可食。人们靠挖洋芋干、苦曲菜来充饥。连队长都饿得浮肿了。好在还未死人，庄上还残留着一丝活泛的人气。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一顿喝几大碗粥，还是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群孩子发现，庄上的破庙里，堆有不少苦杏核。于是，每天到庙里砸食杏仁，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丑娃家是庄上最穷的。丑娃的姐姐，因此天天到庙里砸杏核吃，她已有十二三岁了，是孩子们中间最大的。她人大一些，边砸边吃，吃掉的杏仁最多。结果有一天，孩子们发现，丑娃的姐姐那天没来砸杏核吃。后来才知道，她因为吃了太多的苦杏仁，被毒死了。

丑娃的姐姐，是一九六○年我们庄上因饥饿而死的唯一一人，老人们提起她，总不免感叹唏嘘一番。

标 语

标语是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动员的重要方式。与曾经“民主墙”之类的民间运动不同，如今贴遍城乡各个角落的政治标语，主要承担着官方宣传和营造气氛的光辉使命。标语是一种带有很浓厚的夸耀性意味的符号，夸张地表征着政治权力的无所不在。政治标语的广泛张贴，是极端丑陋的行为，它对人们的生活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视觉污染；大量纸张的张贴，更是对有限森林资源的无耻浪费；而由此制造的大量垃圾，更是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直接的侵害。政治性的标语，是一种典型的话语暴力，它通过侵占公共领地，强迫你接受它所呈现的无聊内容，因此常常成为民间笑话的重要来源。中国大陆的政治标语一日不消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支 教

我不能说支教这一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要指明的是，支教本身所取得的成果，是微乎其微的。由共青团中央启动的“三支一扶”工程，是新一轮的“上山下乡”运动，重点在于临时疏散大学生这一群体；因为对他们而言，要想在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也就是说，“三支一扶”工程的重点，是掩盖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的策略和手段，是整体性“维稳”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有一位马来西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教英语。后来这位老师要回国时，曾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竟对我们学校的环境做了极为夸张的描绘，用以论证她的勇敢、坚毅和忍耐。她说我们学校只有几间平房，连水都喝不上。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学校当时无论是教学，还是学生的住宿，全是楼房，喝水更无任何问题。我在此并非是为我曾经的中学辩护，实际上，我对那所中学无一丝好感，那是一所培养考试机器的学校。我从来都不怀疑有那样一些人，他们怀着单纯的理想，为改变另一些人的贫穷、疾病和低下的受教育程度，而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而那位支教老师的表现，当时曾让我极端失望。后来我发现，很多支教的学生，抱着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而来，最后反而什么事都做不成。

支教的人群，一般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在读研究生，根本没有任何教学经验。而且他们的支教时间短，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反而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比如有人曾到乡下的中学教书，面对一帮连ABC都搞不清楚的学生，采用了全英式教学，一学期下来，很多学生连二十六个英语字母都没弄明白。支教老师走后，学校没办法，只好利用自习的时间，给这两个班的学生重新补课。我这样说，并非是说支教的学生不认真，恰恰相反，他们很有热情；他们有知识，但缺乏适应当地学生状况的教学技能。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支教成了一台华丽的走秀晚会，热闹是热闹，却没什么实质性的成效。因此，在我看来，改变乡村教育的根本性出路，绝不是搞什么花里胡哨的支教，而是切实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着力培养本土性人才；没有制度性的“常规军”做保障，搞再多的“运动”也没用。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媒体的宣传问题。一般支教的老师离开时，都有相关的媒体来采访。当地的老师普遍说，我们送支教老师，一般都是“送灶娘娘上天”——只说好话。而官方媒体的报道，一般都很夸张，说支教老师来之前，孩子们连篮球都没见过；支教老师来了，孩子们才第一次听说，有一种地方叫城市。总之一句话，支教老师在媒体的宣传中，一般都扮演着共产党当年的角色：在他们来之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而他们一来，就带来了先进的文明，点亮了孩子们的心灯等等。当地的教师看到这样的报道，普遍有一种受侮辱的感觉，好像自己多年来的工作，都是在传播愚昧样。

教 师

在山区，在普遍收入不高的情况下，教师因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如果一到川区，教师的地位就不那么耀眼了。因为当地经济状况较好，教师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并不算高的。

在人们的谈论中，教师这一群体，已基本无任何尊严可言。在像我们老家那样的国家级贫困县，乡下的教师们热衷于谈论的，是如何调到川区或县城去。一般如要调到川区的学校去，走后门就需要两万元；而如果想上县城，有关系有条件，还需五万元的票子垫底。即使不办什么事，到领导家询问一下相关情况，至少也是茅台两瓶，软中华一条。

学 生

一日清晨，我和母亲从家里出来，准备坐车回学校。天气很冷，雾气腾腾，路边的草叶上，落满露水。刚到马路边，就见一个妇女，头顶包巾，领着一个背书包的孩子，急匆匆地往学校赶。

即使在几年以前，在我的老家，父母送孩子上学的情景，都是很少见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些同学的家离学校很远，一到放学时，他们背起书包，不是颠就是跑，很少有家长接送。现在走在路上，有不少家长都送孩子上学，于此可见人们观念的巨大变化。

撤 校

邻乡唯一的一所中学，听说要被撤了。县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到基层调研工作。结果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十里八村的乡亲，听说她是来撤校的，家家的男人都开着“三马子”（一种农用车）赶到学校去说理。所有来的农用车，将副局长的车子团团围住。那位副局长正好是一位女性，害怕出现什么意外，另外找车逃走了。尽管有了这样的遭遇，后来听说还是要撤校，村民们的说法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通过一种粗暴的行政干预来进行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导致目前种种教育病象的症结之一。重点中学制度，正是行政干预所制造出的一枚恶果。有限的教育资源，全被投给了少数几所重点中学。这种树典型式的办学思路，既不利于教育竞争，更是人为地制造了教育不均衡，并由教育不公正导致社会不公正；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公共教育资源，成了为特殊阶层服务的特权机构，加重了社会不公平的程度。

社 火

狗爷是个很拗的人，脾气暴躁，口无遮拦。外庄的社火队，春节时到我们庄上，首先没去庙上烧香，却径直去给乡政府拜年。狗爷听了很气，跑过去堵住外庄的社火队便问：你们在我们这里耍社火，到底是敬神，还是敬人？如果是敬神，应该先到庙上烧香。外庄的社会队自知理亏，只好面向我们庄上的庙，打了一通鼓。

不料年都还没过完，狗爷便中风了。庄上人说，你看你看，给人家的社火队使歪哩，让人家的“老爷”（指神）给了个“眼前便见”（立马遭报应的意思）。后来听说狗爷被这种传言吓坏了，病稍好后，偷偷跑到外庄里的庙上，给外庄的“老爷”烧了香。

电 影

也不知是哪个单位，每个月到庄上，免费放一场电影。放映的地点，就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刚开始时还有人去瞧一下热闹，瞧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便都早早回家了。但不管电影有没人看，总得放完。放电影的人说，这是规定，不这样拿不到工钱。

第一次放的片子，是《天下无贼》。庄上人一听，都说这是糊弄鬼哩，怎么没有贼？贼娃子多得很。接着就说起张家的羊被人拉走了，李家的驴没了，白家的“三马子”也叫人开走了，等等。

我们家掉过三次东西。第一次是给爷爷准备的棺材板，上好的红松木，放在加工厂的房子里。结果被人偷走了，据说是在一个下雪的夜里。但后来听父亲说，棺材板就是加工厂的人偷走的，不过是制造了一个假现场而已。第二次是四表兄结婚时，我们全家都去了，家里没人。结果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家的那只超过一百斤的羯羊被人拉走了。第三次是十多只鸡，下面还要写到。

民 兵

中国大陆曾是一个全民皆兵的时代。那时当民兵，是所有青年男女的梦想。雄赳赳气昂昂，多么英姿飒爽，刚健有力。现在的乡下，已无所谓的民兵组织。县武装部要来检查民兵组织的训练情况，乡武装部便临时挑了三十多个个头大一点的中学生，每人发一套迷彩服，临时上阵操练。学生们穿上迷彩服，听县武装部的领导讲了一通话。完成任务后，每人领了十块钱，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牛肉面。

私 奔

好一段日子，庄上人都在兴奋地讨论着一件事：外庄里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跟一个姓王的男人跑了。多数人的普遍想法是，都那么大岁数，儿媳妇都娶上门了，干吗还跟一个穷男人跑。人们引证着原先有过的例子，说这个女人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现在跟人家跑，年纪一大，估计连饭都吃不上。即使到了先房儿子们的门上，恐怕也难吃得上一口饭。臊儿子们的脸哩嘛！

那个妇女的丈夫，是个羊户长，天天在外面放羊。其实姓王的那个男人，到他们家已有一段时间了，羊户长人老实，还把他当哥们待，哪想老婆被人家拐跑了。并且最让羊户长痛心的是，家里的八千元存款，也被那婆娘带走了。人们说，你觉得日子过得不顺心，跑就跑嘛，干吗把那老光棍的八千块钱也带走？

书 记

舅舅到我家里，气咻咻地说了很多话。说现在的书记、村长真是不像话，上面的扶贫款下来了，屁也不放一个，全被他们几个村干部捞走了，老百姓还蒙在鼓里呢。说这两年整村推进的扶贫款，上面拨下来的，有好几十万，不知都被他们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舅舅越讲越气，说这些杂种，早晚有人会收拾他们的，接着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是靠近白银那边的一个地方，有个计生干部，平时人歪得很。有人想生第二胎，肯定要给他“上贡”，因此吃了不少钱。但吃钱吃得太多了，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出门后，就一直没回家。两三天后才找到。是被人插进了下水道，找到时人早已没气多时了。

自 杀

我听说外庄里有人自杀了。是一个男人，一个青年男子。死者是个独生子，已经结婚好几年，小孩都上小学了。具体的起因不清楚，但主要是婆媳拌嘴，经常搞得整个家鸡犬不宁。他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一边是妈妈，一边是妻子，都是自己的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合谋”杀死了这个年轻人。虽说是第一次干这事（指自杀），但他干得很从容，也很在行。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骑自行车接上小学的孩子回家。回家后，他什么也没说，悄悄取了家里的大麻绳，便独自出门了。吃晚饭时，人们发现，他已吊死在村头的一颗大榆树上。

吴飞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而恰恰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依赖，相互看重，反而会不断发生把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悲剧。亲人之间，往往是冤家。”这一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悲剧事件，为吴飞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炼 油

老五的儿子从省警校毕业后，通过了云南那边的公务员考试，到外地去工作了。今年儿子要结婚，老五两口子坐飞机赶往云南，参加了儿子的婚礼。老五的媳妇晕车，这一趟折腾下来，弄得她死去活来的。回来后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下地干活。

儿子的婚礼，改变了老五媳妇的世界观。她突然发现，说不定哪一天，她就要离开自己辛勤劳作半生的土地，住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去。那里的人死后，不再如老家这里，找日子哭丧，入土为安；而是尸体直接被送进火葬厂，青烟一缕，灰烬一堆。老五的媳妇想到自己的身体有一天要被送去火葬厂“炼油”，就老觉得浑身不舒服，逢人都要说上半天。因为这件事的刺激，老五的媳妇一下子想开了，她觉得既然人生一世，最终都要被“炼油”，还不如趁现在尚算年轻，吃好喝好。从那之后，老五媳妇过起日子来，不像以前那样该省的要省、不该省的也要省了；儿媳妇送的新衣服，她很快就上身了。

车 队

白家的老大在外面当了领导，人们称之为“大经理”。“大经理”的钱很多，架子也大，见了庄上的人，爱理不理的。“大经理”的爹死了，来了好多兰州人，全是“大经理”单位上的。来得车很多，排了一长串，庄上人又羡慕，又嫉妒。“大经理”平时做人没礼性，他爹死了，庄上有人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大经理”单位上来的人，都没带东西，庄上有开铺子的，就卖被面给他们。平时卖十多二十块的被面，现在全是三四十。要买花圈吗，同样翻倍卖给你。好在城里人有钱，不太在乎这一点。“大经理”的爹死了，礼面上收的礼，就是七万，葬礼肯定花不完。

过些日子，“大经理”带了几个人回来了，给他爹的坟头，种了两棵白杨树。老家的规矩，因为风水方面的考虑，多在坟头种树。怕树不活，“大经理”专门给了邻居三百块钱，要他帮忙浇水，好让树成活下来。

上 坟

陈奂生们进城之后，一旦混成个小干部，立马回乡上坟。每年清明节这一天，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尕领导，大半都要开上车子，回老家上坟。这是一个重要的仪式，带有衣锦还乡的意思。乘着农历三月的春风，浩浩荡荡地开车返乡，多风光多荣耀，多么光宗耀祖。因此那些上坟的人，心里想的多不是先人，而是活着的人，并期待着别人羡慕的眼光。

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作秀场。有权的耍权，有钱的显摆，最没出息的，也要回老家上个坟，好过一把光宗耀祖的干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