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现在，我更多的表达和自由派没有太大区别。
新左派可能更多地和底层阶级形成某种联合，自由派可能更多地和中产阶级进行某种结合，新权威主义也可能和企业家，和所谓的技术官僚找到某种结合点，未来的民主恰恰需要这种结合，才能真正促使多元的政治力量出现。
作为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萧功秦遭到了知识界众多反对。有意思的是，同为上海知识界“三剑客”的朱学勤把萧功秦定位为“吾敌吾友”，徐友渔则认为萧是一个“书生”。
在萧功秦家看到他那些藏书时，我没理由不信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萧功秦说，他喜欢看曾经失意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因为失意的人物会反思，而那些一直高高在上的人的回忆录没什么好看的，“和政论差不多”。
简而言之，萧功秦的新权威主义是作为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存在的。他不否认中国应走向宪政，但过渡阶段需要开明专制，现代化需要权威者主导，政治稳定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源自严复。但乐观主义者萧功秦无法证明，他所寄望的权威者为什么会必然将中国带向现代化，而不是走向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萧说，在激进主义退潮后，新权威主义已经和温和自由派合流。
（向春/图）
高层对我不鼓励，也不反对
南方周末：朱学勤先生在一篇叫《吾敌吾友》的文章里透露，你的观点曾得到高层赞赏，有这事吗？
萧功秦：不存在。简单地说，高层对我应是既不鼓励，也不反对。1980年代末，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知识分子中有个关于新权威主义的讨论，这派人认为，所有后发展国家民主化初期都需要一个权力集中的阶段，民主只能在以后搞。邓小平脱口而出：我就是新权威主义者。不过，这个字不好，要换一个字。
我那套想法和主流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距。新权威主义是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推进激进民主，将会带来灾难。
新权威主义刚刚出现时，多数人不理解，认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为什么“文革”刚结束，又要支持一种新权威？一个正常人不会这么讲话，讲这个话的人要么低智商，要么居心不良，大部分人认为我居心不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南方周末：何新跟你有区别吗？
萧功秦：我把他划分为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和新权威主义都强调不能直接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模式，强调现代化过程需要权威。但何新身上没有民主导向。
曾有个老板问我，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新权威主义？我说：只有铁腕才能造成政治稳定，只有政治稳定才能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造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只有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才能形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契约精神，只有有了这种契约精神才能有宪政民主。某种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主张具有开明导向的铁碗政治。
当然，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新权威主义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宪政民主。
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南方周末：你对从康梁到孙中山黄兴的激进主义多有批评，如果不是屡屡被激进革命打断，今天的中国是否早已实现宪政民主？
萧功秦：很难说如果没有康梁孙黄中国就一定会走向现代化。
如果清末的改革机会一开始没给康梁，而是给张之洞、刘坤一这些比较温和的人，可能改革者和慈禧太后的关系就不会那么糟，也就不会有后来极端保守派的上台，当政者就不会支持义和团。统治者有了深度危机感，此时推行清末新政，已来不及了。危机中的变革一定会陷入两难状态。
南方周末：为什么激进主义后来会在中国越来越发酵？如果皇帝是汉人，辛亥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君主立宪是否可能实现？
萧功秦：明朝那些皇帝就一定好吗？明朝皇帝的道德素质、责任感甚至智商整体上都比清朝皇帝差很多。但的确清王朝是异族王朝，一旦陷入困境，它的合法性流失的速度要比别人快得多。
极端保守一定会出现极端激进
南方周末：与对康梁孙黄的态度相反，你长期推崇作为新保守主义先驱的严复的思想，主要考虑是什么？
萧功秦：孙中山为什么没成功？为什么所有后发国家直接建立民主政治统统失败了？严复的论证非常清晰，民主是个好东西，要把它移植进来，但要真正成功需要另一些条件支持，但你把第二批条件移植进来，发现后面还有一些配套条件，怎么办？严复打了个比方：有人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一开始给牛接上了马蹄子，但牛还是跑不快，后来发现马蹄子是需要马的骨骼带动的，于是再把马的骨骼装过来，但还是跑不快，后来又发现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带动，也就是说除非把一头牛完全变成一匹马，否则它跑不快。
南方周末：即便是一头牛变成了一匹马有什么不好呢？
萧功秦：问题是牛不可能变成马，真那样，就意味着你变成外国人了。这是个悖论。
南方周末：人性本身还是相通的吧？
萧功秦：制度是要用来有效地操作的，和人性不是一回事。即使人性是相通的，但各国的文化是不同的。
南方周末：但你也承认严复实在是一个悲剧人物？
萧功秦：他在晚年之所以悲观，我觉得是因为对中国的激进势力无法阻挡有种预感，因为极端保守一定会出现极端激进，他知道这种激进主义的后果非常可怕，但他无能为力。严复最深刻的一句话是：“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句话太好了。
他觉得袁世凯无论是从能力、威望还是经验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强人，但袁世凯称帝的想法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他干着急。
重建秩序需要多试错
南方周末：你和朱学勤都反对先验论和激进主义，为什么你们对现实问题的主张却相当不同？
萧功秦：朱学勤身上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从情感上讲，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但理性上讲，他又要排斥卢梭，认同哈耶克。一个经历过卢梭式的大革命悲剧的中国人，不可能拒绝哈耶克，但作为一个性情中人，朱学勤会蔑视现实权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人，群众也需要这样一款产品（笑）。
个性是娘胎里带来的，我喜欢骑摩托车，经常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看到外面不平的事情我会和人家吵架。按照我的性格，我应该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我和他正相反，我的文章是冷冰冰的，他觉得有些不可理解。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说过，一次会上，你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但当时你没有辩驳机会，有两个朋友到你家来，想听听你的反驳意见，你当时很动情地摸着女儿的头说：“咱们如果再搞激进主义，下一代怎么办？”
萧功秦：那两个人是谁？一个是许纪霖，一个是朱学勤。那次的会议，每个人只有10分钟讲话，我开始就讲完了，别人的观点都是骂我的，我想继续讲，但他们不让我讲了，我好像变成一个批斗对象，憋了一股气。他们两人到我家来，最后我说：“如果你们真这么想，我也觉得没有办法了。”
我当时觉得很可悲，对中国的前途很担心。
南方周末：在你与朱学勤先生关于现代化的普世价值讨论中，你显然是“文化制约论者”，反对他比较倾向的“制度决定论”，如何解释朝鲜战争结束后几十年来朝鲜和韩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根据最新报道，韩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朝鲜的38倍）？这两个国家不都具有相同的历史和文化吗？另外，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也一样，为什么制度可以不一样？
萧功秦：这个体制现在已把公民社会完全除掉了，要重建民主，首先要发育公民社会，这就不只是一个制度问题。中国就算马上把权力分立那套制度全部建起来，没有公民社会支撑，不是要更乱了吗？
台湾原来的士绅社会有着类似于市民社会的传统，而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各阶层间又形成了多元互动，重建了社会公民组织，台湾的农会、中小企业家协会、商会等等组织都是在原来没有中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成为台湾后来民主政治转型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要拒绝制度决定论，渐进改造文化。
同一个民族分成两个部分，有的选择这条路，有的选择那条路，这不是制度决定论，也不是文化决定论，而是历史的机缘。根本上，重建秩序需要通过试错的、渐进的、经验摸索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蓝图设计的方式。
要给多元试错更大空间
南方周末：有人认为，别国经验也是经验，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你所说的经验是指某个国家的经验，还是人类共同的经验？
萧功秦：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本质上的区别在于：理性主义认为人的理性能够设计出钟表、飞机、大炮，也可以设计一种最好的制度，带来最好的社会；但经验主义认为，人获得信息的能力和理性的能力很弱，不足以设计出好制度。小白鼠之所以能走出迷宫，不是因为它获得信息的能力和理性能力足够，是不断在试错中找到了一条路。人就像小白鼠。
中国现在重建公民社会，面临一个两难问题：不建公民社会，民主无法实现；如果完全放开，首先出来的组织，可能会把很多问题引爆，公民社会可能还没建成就会大乱。这个矛盾用什么理性来设计都没用，怎么办？就是要允许试错，让民众有很多组织，让它在试错中找到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既能够使公民社会发育，又不足以引起对现秩序的根本挑战。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给多元试错以更多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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