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回来家乡，却渐渐发觉，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远。
坐在雄杰哥哥疾驰在国道上的车子后座,忽然手机铃声响起来。掏出来一看恰是阿爸打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用普通话跟他说，“现在坐在哥哥的车里，在回来的路上”。他接着说，“什么？”我觉得也许是我声音如表婶所以为的太秀气了，所以清了下嗓子提高了嗓门再说一遍，他还是听不懂。虽然我百折不挠，但这样着实让我有些气馁，于是尝试着想着这些话用闽南话该怎么讲，然后复述一遍。电话那头传来“哦，我终于听懂了”，那一刻，我差点喜极而泣。手握方向盘的哥哥笑的没心没肺。阿爸虽然在乡下生活了大半辈子，但至少还有念过高中，我原以为他可以听得懂这样简单的普通话。现在发觉，语言这东西，长期不用，同样会退化。
雄杰哥哥说，“别人入乡都能随俗，你还是回家乡呀！和家乡的人说话怎能不用家乡话”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禹锡被贬荒凉之地几十载，乡音不改。而我当还在家乡的中学念书时，就已经渐渐地摈弃家乡话。不是现在我不想入乡随俗，而是我能想起来有关于家乡话的词汇太贫乏，有想法却无从流畅地表达。
少俊哥哥说，每次听我说话心里都会异样的别扭，他和别人用家乡话交谈可以让他觉得特别的亲切，和我说话却形同陌生的远方客人。不少的朋友和少俊哥哥一样，或希望或要求我改用家乡话，甚至其中包括我曾经在一起念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但我真的有点无能为力，当然，也有自己本身的不情愿。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回到家乡就得改口说家乡话是什么样的逻辑。就像有什么道理在城里可以喝自来水，回到家乡就只能挑井水喝一样。文明总是在进步，可惜总是会有很多人墨守成规，对那些要改变传统勇敢的人非但嗤之以鼻，常常将他们当成异类甚至是敌人。语言只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只要能说的明白，听的明白，就无所谓说的是什么语言。周围人每一次的疑问和抵触，其实或多或少的是一种不宽容的体现，因为这让我不得不经历一次对自己的拷问和权衡是否改用家乡话的抉择。
乔治。奥威尔的《1984》里有提到“新话”一词，老大哥要把英语简化，比如有了开心，不开心就可以取代难过，而很开心也可以取代类似于兴奋一样的比较级，使得英语可以满足人们的日常交流，同时不足以让人们用以思考和表达思想，达到他们囚禁人们思想的目的。闽南话没有自成体系的学习系统，以致于很多人都是靠着口授相传，耳闻目染才学会。由于口头交流的话语多和日常生活有关，所以人们掌握的词汇多是局限在日常生活里，当他们将闽南话当作他们唯一的思考方式时，他们无以思考复杂的思想。再者，闽南话有地域的局限，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语言，很多时候它只能在闽南地区作内部交流，到了别的地方，则没有多少人能听懂。
在还没开始讲普通话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却早已开始了写作训练。当时，写文章的时候，总是将自己要写的事物用闽南话在心里描述一遍，然后翻译成普通话写在纸上，这个过程很隐蔽，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点，就像自己在大学时候写英语作文，总是将自己要讲的事物用普通话的思维构思，然后翻译成英语写下来。所以当时写文章总是走走停停，绞尽脑汁，苦不堪言，却依旧写的很粗糙不尽人意，因为我用闽南话来思考的话，也只能停留在粗糙的层面，做不到细致入微。
在城里，我买东西会自己携带购物袋，垃圾都是丢在垃圾桶里面的。在家乡，垃圾可以在家里之外的地方随意丢弃而不必心怀愧疚。某个五一节放假回到家乡的县城。那个时候，关于限制塑料袋使用的法令还得好几个月才正式施行，所以那里是从来就没有人会自己带塑料袋出去的。以致于我自己带了塑料袋去快餐店外带快餐，店主对着这外星人一般的行为目瞪口呆，他们似乎没有想过也没有见过居然可以为了公共环境而麻烦自己这般愚蠢的人。我的所作所为和那部法律没有多大的关系，仅仅只是因为曾经看过一段文字：央视的某记者在日本的一家超市里，看见一位妇人自己带着购物袋，他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妇人心平气和的回答，我不能给未来的子孙一个干净的世界，但我能做的就这有这些。我相信，家乡的人如果能多读书，他们也多能够为之动容并身体力行。但大家都懂得的，中国人不喜欢看书，这很遗憾。
家附近种满了西红柿的园子周围架起了渔网，偶尔发现缠绕在渔网上努力挣扎却挣脱不得的小鸟，只能无奈地挂在那里，风吹日晒，枯朽的尸体在风中摇曳。那种远远望去有点像白鹭的海鸟经常驻足在水池子周围，捕食池里的虾米，阿爸也在水池子周围支起天罗地网，让一个农民在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野生动物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偶尔有海鸟不幸落网，他们会抓来准备煮了吃，偶尔有幸让我撞见，我会义无反顾地打开笼子将它捧起放飞。阿爸阿妈最后会无奈地说，你简直就是傻孩子。而我面对此情此景也只能缄默不语，实在不敢指望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解释并说服他们，人不应该单单只和人和睦相处，毕竟，他们有时连和亲人相敬如宾都难以做到。
这里的乡亲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山下海，吃饭睡觉抽烟喝酒搓麻将，用劣质的手机音响以震耳欲聋音量播放着网络流行歌曲，观看诸如cctv新闻联播的电视节目是他们了解世界的唯一狭隘窗口。而我要渐渐地变成稍微通晓古今博贯中西的理科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我所能地阅读大家著作，阅读没有政治偏见或者刻意篡改的新闻关注国事民生，我们脑子里想的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点，我可以感觉的到明显的格格不入。
家乡依旧是儿时的家乡，可我，渐行渐远。唯一可以感到温暖的是，走在儿时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的可以撞见陌生人善意的微笑，或者是骑着摩托车载着妻儿的青年男子，或者是头上爬满银霜的孤寡老人。他们或者会叫上我的名字，或者亲切地问我是不是谁谁家的孩子。也有上了年纪的老人受我请求，零零碎碎地讲起我们这一代人渐渐忘却的文化大革命的岁月。我比刘禹锡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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