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去温哥华参加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年会，和另外3位科学家和记者一起主持了一个关于科学报道的研讨会，并做了发言。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检讨福岛核事故的媒体报道，来自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Michael Hanlon发言说，福岛事件后的欧美媒体报道犯了很多错误，但最主要的错误并不是报道本身内容有误，而是记者编辑们选取故事的角度和选择的煽情标题严重误导了读者。比如，除了开头两天外，英国报纸的日本报道很快就从地震和海啸转移到了福岛核事故，公众关注的视角也很快转到了核危机上，真正的灾难反而没人关心了。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媒体的报道都极尽煽情之能事（比如突出报道所谓的核岛50死士），尤其是在标题上大做文章，在公众中制造恐怖情绪。这些报道直接导致英法两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派飞机往国内运人（完全没有必要）；德国的碘片购买量超过了日本（更可笑的是中国的盐荒）；欧盟负责能源事物的主管官员Gunter Oetinger甚至用了Apocalypse（世界末日）这样严重的词汇……最后有数个国家宣布暂缓核电发展计划，德国干脆全面停止。
结果怎么样呢？至今为止没有一人死于福岛核辐射，而死于地震和海啸的总人数超过了2万人。
另一位发言者，来自英国Surrey大学的物理系教授Paddy Regan喜欢用数字说话。他说，目前核电承载了全球14%的发电量，而且是基本负荷，比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都要可靠得多。很多媒体大肆渲染核恐惧，但事实并不支持这些说法。比如核电历史上唯一一次严重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危害并不大，从其释放的放射性污染物总量来看，铯137为89；锶90为7.4；碘131为1300（单位是PBq at D+3），相比之下，全世界核试验所释放的上述三种主要污染物总量分别为1500，1300和780000，远超切尔诺贝利。
从实际危害来看，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的危害就更小了。其中，急性辐射病（ARS）病例为134人，全都是去现场清扫的工人，其中几周后死亡的28人，截止到2004年为止另有19人去世，但不能百分百肯定死于辐射。另外还有1152名切尔诺贝利当地儿童因扩散的碘131 辐射而得了甲状腺癌，但这些儿童的治愈率高达98.8%。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零星案例，但没有任何一例被确认的大规模健康危害，尤其是切尔诺贝利之外的健康危害几乎没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数字各家权威机构的统计有些偏差，但基本范围是差不多的。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反核机构出具的统计数据则与国际权威机构数据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别。
上述数字都是20多年后的统计结果。但是，很少有媒体愿意报道这样的新闻，它们太不“性感”了。
Paddy Regan教授总结说，如果最糟糕的核事故只有这么点实际危害，如果千年一遇的地震海啸也没有直接导致核电站杀死任何一个人，说明核电其实是非常安全的能源，和煤电水电相比更是如此。
从上述两位的报告来看，我把涉及到科学内容的媒体报道分为3种，一种是普通报道，就是那种本身没有什么硬错误，但无论是视角还是见识都很短浅的报道。福岛事故中的大部分报道大概都属于这一类，它们错不在质量，而在数量和时机。另外，在我所关注的几个有争议的科学选题，比如转基因、地震预报、气候变化、垃圾焚烧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都存在大量这类报道，记者对全局不甚了解，很容易被某一方所蛊惑，做出片面的报道。环保领域是这类报道的重灾区，因为环保组织的“道德优越感”让记者忘记了它们的商业属性，一不小心就偏听偏信了。换句话说，这类偏向性报道其实就是隐形软文，只是背后的金主不是企业，而是环保组织而已。
第二种是文艺报道，就是记者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故意捏造事实。这样的报道出过几次，但不多。我能想到的国内报道则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出的那个关于先玉335的乌龙。写出这种报道，又拒不认错的记者应该直接开除，没什么好说的。
第三种是牛逼报道，这样的报道不是某几个单一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多个可靠事实的分析整合，读者只有在读完这样的报道后才能有真正的收获，因为这是记者站在比读者更高的视角，用比读者更多的思考写出来的文章。这种报道的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而且还需要记者具备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很不容易写，但只有这种报道才会对这个社会有真正的帮助。
希望今后能出现更多这样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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