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支柱   2012-02-22 13:16 星期三 晴

  
  
  杨支柱按:“社会抚养费”按立法解释不是“罚款”而是“收费”;还有“公民的房子在中国得到保护”不是我说的,是电话采访的南方周末记者2010年4月没听清楚自行加上去的,我校对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但由于报社操作失误,最终出来的报纸却是没校过的,因此一直在以讹传讹。
  
  
  
  2012年02月22日 03:29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戴蕾蕾 尹 丽
  
  超生副教授上网”要饭”
  
  存款被冻结、教职被解除,超生副教授杨支柱陷入绝境,他上网“要饭”,让社会抚养费再度引发关注
  
  法治周末记者戴蕾蕾尹丽
  
  2月13日,备受争议的超生教授杨支柱发了一条名为“杨支柱要饭啦”的微博,向社会公开募捐。
  
  很快,该条微博被大量转发。
  
  此前,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下称青政)法律系有着近十年教龄的他,因为超生被学校解聘。他拒绝缴纳24万元超生罚款,并将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告上法庭,两轮诉讼下来,杨支柱败诉,法院强制执行罚款。
  
  “去年12月8日海淀法院盖章的‘社会抚养费’执行通知书2月8日送到我家了。24.06万,加上罚息和执行费用估计少说得27万,因我妻子陈虹35万元的账户被冻结,交不交已经由不得我了。生计确实很快将陷入困境。”杨支柱博文如此写到。
  
  募捐养孩子
  
  虽然标题是“杨支柱要饭啦”,但看博文内容,他并非真正的要饭,而是“借钱”。“每份100元,多了不要,少了不要。将来用我自己写的或编的定价100元左右的书还。”
  
  博文的最后,杨支柱附上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和电子邮箱。并称,自己不会公开捐助人的姓名、捐助金额和捐款具体用途。
  
  “我没到没饭吃的程度,我也可以去另找工作,因为冻结存款后计生委没有理由再去扣工资了。我只是想把精力投入到批判计划生育的事业,才募捐给自己发工资。在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网友绝勿捐款,非亲非故的有钱也请只捐1份。我需要的是支持,不是同情。”杨支柱说。
  
  早在他因为生二胎被罚款24万元时,曾有朋友劝他向社会募捐交罚款,可他一直拒绝。现在,他改变了主意,终于肯公开募捐,但他声明,这是为了抚养孩子,而不是为了交罚款。
  
  早先,杨支柱起诉北京海淀区计生委的官司输了,而且海淀法院盖章的“社会抚养费”执行通知书已经送到了他手中。
  
  他妻子35万元的存款账户被强制冻结。海淀法院和计生委于本月8日给他们送来了账户冻结的执行裁定书。
  
  “有一段我在新浪微博叫‘2黑杨支柱’,养黑孩(二姑娘没户口),打黑工。现在我要变成‘3黑杨支柱’了。我太太说交黑钱买户口是耻辱,拒绝法官许诺的给孩子上户口。目前的情况下学校不可能给我平反,我也不可能承认自己‘改正了错误’,因此恢复工作无望。但愿我将来不会变成‘4黑杨支柱’。”杨支柱说。
  
  自从因超生被学院解聘,杨支柱就断了主要的收入来源。虽然能够靠写稿赚些钱,但“目前的稿费收入大概只够应付一半家庭开支,需要老本补贴,更需要老本应急,所以生计很快陷入困境。”于是,他就想出这个“要饭”的方法。
  
  因为妻子现在并未工作,杨支柱被解聘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以前的积蓄和杨支柱不多的收入。而他目前的收入,主要是为一些报刊写评论专栏,但也不太稳定,“很多地方都没谱,第一是发不发没谱,第二是发了什么时候给钱没谱”。他已经懒得去看工资卡了,“反正从去年11月份开始,应发600多元,实发几十元。”
  
  发完博文后,他又将文章转到微博。截至2月19日23时,捐款总额已略超8万元。
  
  注定失败的官司
  
  从2009年12月21日,二女儿若楠降生那天起,青政副教授杨支柱就开始成为公众人物。因为超生,学院作出决定,以违反计划生育的原因给予他留校察看处分,并责成缴纳240642元的社会抚养费。杨拒绝上交,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
  
  但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向杨支柱夫妇出示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指控他们“违法生育第二个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会抚养费”240642元。
  
  24万元,对于一个要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学教授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巨额负担。
  
  2010年年底,他决定起诉海淀区计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而且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违法生育”这个词;如此高额的“社会抚养费”,显然有失公平。
  
  在《诉海淀计生委行政起诉状》中,杨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海淀区计生委之所以对他开出高达24万元的罚单,正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坚持批判计划生育实践中的野蛮“执法”,而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这位曾撰文力挺重庆“最牛钉子户”
  
  的学者,如此发问。
  
  这起官司由曾是他同事的律师免费代理。“主要是技术上来切入,比如说行政处罚程序上合不合法,处罚数额上合不合理,并没有想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的合法性。”
  
  他的律师认为,杨支柱被学校解聘后只发给他600多元工资,扣除有关规定项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职带孩子无收入,被上诉人海淀区计生委,按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杨支柱夫妇征收240642元社会抚养费,显然违反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征收的规定。
  
  2011年1月,海淀法院判杨支柱败诉,理由是海淀区计生委作出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征收额度也无不当。5个月后,一中院终审维持原判。
  
  对于这个结果,杨支柱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接受也没有办法,程序上是合法的,“但是判决的法律依据有问题”。
  
  其实,杨支柱没有指望通过这起官司改变什么,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官司。
  
  “卖身”交罚款
  
  在2010年,杨支柱也曾有一次同样引得广泛关注的行动。2010年10月的一个周日,杨支柱“行为艺术”了一把,地点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
  
  这个地点的选择是杨支柱精心考虑的:既不会引发交通堵塞,也有足够大的人流量,在警察来阻挠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撤退”。
  
  倚在天桥栏杆上的杨支柱,身前擎着一张巨大的绿纸,上书“卖身交罚款”几个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罚的经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元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很快,网上就出现了他“卖身交罚款”的照片。杨支柱看后,索性把朋友拍摄的全程视频也放到了网上。
  
  “身”没卖成,却再次在社会引发了对其二胎事件的又一轮关注。
  
  杨支柱说:“社会抚养费这块,处理结果比我这个更荒谬的比比皆是。”
  
  根据他的调查,目前各地社会抚养费的收取十分混乱,收法复杂,弹性极大。“比如北京,生二胎少的可以收你3倍,最高可以收20倍,三胎收取的标准是6至40倍。”
  
  按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出生行为发生地、经常居住地、户籍所在地甚至超生儿发现地,都可以征收这个抚养费。尽管管理办法规定:当事人在一地已经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被征收社会抚养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被另行解释:“有的省市以夫妻为一个单位收,有的是夫妻两头分别征收……不同省市加起来有上千种可能性。这样一个东西,那你说他收了多少钱,除非你每笔钱都记账,否则你没法估算。”
  
  据杨支柱说,这次行为艺术过后,北京有关部门的人到他家里好多次,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一位负责人甚至还特地请他吃了顿饭,一起喝了两瓶牛栏山,目的只有一个:别再上街。
  
  如果不是因为“二胎”,杨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样子:写论文、当教授、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在外界看来,二胎终止了他的学术生命。但谈起这些,他丝毫没流露出后悔之意。“那些学术论文有什么好写的,又没人看。以前我也不搞学术。”
  
  对杨支柱夫妇来说,孩子的未来,是个敏感话题。
  
  虽然经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儿若楠还是不能上户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时机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给上的。”杨支柱说。
  
  杨支柱也明白,这是一个无证寸步难行的国家,以后孩子要上学,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证。
  
  但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孩子还小,我会等到上户口那天。”
  
  “我很正常”
  
  杨支柱并非国内首位超生的老师,但由于他教授民法,又并不愿意“管好自己的嘴”,才一下子让自己的家事走入了公众视野,引得舆论的不断聚焦。
  
  与杨相熟的学者丁东断言说,“这次生二胎事件可以说是杨支柱策划已久的”。他认为,无论是在怀孕前、怀孕中还是生孩子后,杨支柱夫妇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推动人口政策调整。
  
  丁判断的理由是,作为学者的杨支柱,以前关注的领域大多是民主、法治、人权等问题。杨支柱还曾创办过问题与主义、学而思网站,“孙志刚事件”发生时,他是取消收容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但是三四年前他开始收缩战线了,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计生政策上来了,不但在网上写文章发表意见,而且还想通过自己的个案来推动人口政策的调整。”
  
  2010年4月12日,中青政窦英才等五名教师就杨支柱生二胎受处分一事上书校领导,支持杨支柱“以言论和行动推进公共政策的改变”,并建议取消对他的处分。从而“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作出独特的贡献”。
  
  不过,质疑、批判的声音也不少。
  
  有人在他博客上留言,表示如果对法律表示不满,应该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而并非“以身试法”,更何况他还是法律系的副教授;也有学生对他受到的处分表示理解,“谁让他犯法了呢?”
  
  在法治周末记者替旁观者抛出上述言论后,杨支柱说,作为一名法学老师,自己一直尊崇“法的精神”,而不会去理会与之相悖的规定。“我就是个普通人,我很正常”,他如是说,并几次把与他深有同感又不愿站出来说话的人比喻为“老鼠”。
  
  杨支柱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其实他从小就很爱说话,并且经常在大人说话时插嘴,发表一翻锐评,为此挨了父亲不少骂。不过,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其他人眼中的坏习惯,并且屡教不改。
  
  尽管成绩优秀,自己的父亲又是小学校长,但小杨支柱也没能和一些老师搞好关系,不时惹她们生气。不过,他和大多数同学的关系还比较好,可同时,又会常常和一些霸道、强悍的孩子发生冲突,“生产队长的两个儿子就各把我痛打了一顿”。
  
  对于发微博要饭一事,杨支柱说妻子其实是不支持的,原因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处境会更加尴尬,“也担心我以后不去挣钱,靠施舍过日子。”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杨支柱说。
  
  与丈夫稍有不同的是,妻子陈虹最希望在若楠6岁的时候,不再是个带着“特殊标志”的孩子,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以普通中国人的身份进入学校。“希望那时候这场由她而起的争论,都成为历史的尘埃,消散在光阴的隧道里。”她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来源:法治周末
  
  http://news.ifeng.com/society/2/detail_2012_02/22/1267789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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