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组部、人社部发文规定公务员要进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并明确了公务员一般不得在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
公务员回避制度，算是中国吏治的一个传统。早在东汉时期，便有“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历史地来看，在乡土意识浓厚、人际关系处于闭合状态的传统熟人社会，这种制度对于避免为官者偏袒徇情、结党弄权，原地“坐大”，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等腐败现象，还是多少有些效果的。
然而在现今这个资讯便捷、交通发达、迁徙自由的时代，“异地做官”还有多少“疗效”可言？答案不言而喻。在一个封闭的权力体系内，无论异地做官还是本地做官，实质上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在本地，易陷入人情，但官在异地，也未必不可以请托关照亲眷。毕竟，官场人脉也是一种重要资源，互相给对方的亲友好处，自然有益于仕途升迁，这就为官员沆瀣一气提供了动力。倘若说官员之间的利益结盟，在古代社会由于路途迢遥、信息不畅等因素，尚能有所制约；而在今天，信息、交通的畅通无阻，不仅为官员之间不正当的结盟提供了便利，而且也使得这种结盟背后所存在的腐败行为，更为隐蔽，更难监督。
再说，异地为官，实际上对“权力裙带”也并没有太大影响，官员照样可将亲友弄到所在地承揽生意、突击提拔，这不仅从诸多落马贪官案中得以证明，也为我们所切身感受。这种情形下，一个官员是否贪污腐败，已经与地域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即便在古代社会，“异地为官”制度也并不见得彰显出多少优越性。自东汉以降，历朝各代对“异地做官”的规定愈加严格，比如在宋代，地方官员不仅须回避原籍，而且非本籍但在当地有房产的也要回避；明代则实行“北人官南，南人官北”的大区域回避制度，清代更将范围紧缩至“五百里以内不为官”。然而，历史已经证明，这些愈加严格的回避制度，所产生的效果并不见佳，官员腐败现象反倒是层出不穷。
“异地做官”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官员异地主政，由于不熟悉异地民情社情，群众基础薄弱，开展工作自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工作效率难免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现有体制下，“异地为官”制度往往成为“游官”的温床——一些异地任职官员，身在曹营心在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异地不过是其仕途的“驿站”、“镀金所”，为官做事更多的是出于捞取资历、增加自身光环考量，这就使得官员所主导的行政行为粘附了强烈的功利色彩。比如一些官员为了短期政绩，很容易急功近利、不计长远，大搞形式主义，热衷形象工程，最终留下一堆烂账，贻祸于民。
此外，异地为官耗费了巨额经济成本，数据显示，仅就异地任职官员的住宿费，便高达200亿元之巨！倘若将其迎来送往、车马差遣、家眷消费，甚至其他隐性费用算在一起，则难以估量。而这些费用最终无可避免地由纳税人来买单。由此可说，官员每轮换一次，便是对地方百姓的一次深重盘剥。
“异地为官”制度，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权力“家族化”的问题，反而还带来了新的制度困境。当然，在现有体制下，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异地为官”或许算是一种“次优选择”——能在最大限度上便于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的控制。至于其间所衍生出的种种弊病，大致是可以忽略不计，或是应有的代价。然而，这不过是在不触及根本问题下的修修补补，若长此以往，还可能会带来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其实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审视，做官本土化原则有利于发展基层民主，在最大程度上能够发挥民意的约束作用；而异地为官原则，恰恰是对民意约束力的严重削弱，这显然不利于真正民主价值的培育。当然，确保民意约束力发挥到正常的期望值，有一个关键条件，即在于完善权力的制衡机制，赋予民众有效监督官员的权力，并改变目前这种行政控制体制为服务基层体制。现代民主国家的公共行政经验表明，这无疑是防止官员腐败、权力失控的最好办法。而舍此路径，纠缠于官员任职地域问题以及其他手段，治腐之路都难免荆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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