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音译)被大学录取后,他的父母摆了场酒席请全村人吃饭。他说:“这里没有多少人能上大学,我家就只有我一个。”他的家乡小寨村位于多山的内陆省份贵州,贵州也是中国最贫穷的边远省份之一。

可是在他从宁波大学毕业并拿到物流学位两年以后,他在小寨村的父老乡亲们却没有心情再赞美24岁的王飞,因为他的事业发展并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他说:“一看见我,很多人就会想上大学没有用。”

在中国,读书一度被认为是所有人、尤其是最贫困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而现在,许多人却对高等教育有所疑虑。

今年20岁的英语系学生蒋国丽(音译)来自贵州另一个贫困山村雷打岩,她说:“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可是钱不够用,他们更愿意去工厂打工,不愿意上大学。”

她的同代人背井离乡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多知识或接受培训,而是期待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制造企业找到工作,尽快挣到钱。

这种趋势是15年高等教育改革造成的结果,而改革的目的与此恰恰相反。

中国的大学在过去是精英机构,只有很小一部分高中毕业生有希望进入大学就读。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政府鼓励大学打开大门,招收更多学生。

2010年大学招生人数达660万名,创历史最高纪录。

然而,面对扩招所带来的机会,来自农村地区的穷学生们明显处于弱势。

农村的中小学缺乏合格教师和资金,教学条件远远比不上城里的学校。

“我们学校聘请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代课老师,他们只有高中学历。”贵州大学应用化学系22岁的学生吴冰峰(音译)表示。因此,农村学生在全国高考中的表现总体上不如城里的学生,往往只能考上排名比较靠后的学校。

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高中毕业生中,城市学生是农村学生的3.5倍。在技校,这个比率扩大到55.5倍;在大学为281.6倍,研究生为323倍。

农村出身的学生就读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的比率自扩招以来大幅下降。

“十年扩招之路总体上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但并不必然会使教育更加符合公正的需要。”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建朝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写道。

虽然农村学生就读优秀大学的几率比较小,但他们缴纳的学费与城市学生一样多。中国政府降低大学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允许大学提高学费,以应付学生规模的扩大。

目前中国大学平均一年学费在4000元(合634美元)至6000元人民币之间,与外国大学相比很低,但这已经是中国一些最贫困地区家庭年收入的4至10倍。

农村收入在不断增长的事实或许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但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城乡差距也在扩大。中国政府近日公布,如今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

从蒋国丽老家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类地区的生活条件。雷打岩村依山而建,坡下有一条河谷,村里有40户人家,公路、固定电话网络以及最近的小学,都离这里很远。从省会贵阳到雷打岩村,需要先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然后步行两个小时。

在农村人口处于中国财富阶梯最底层的省份,许多家庭都因为供子女上大学而负债累累。他们把上大学看作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摆脱贫穷的厄运、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物流专业毕业的王飞仍然乐观地认为,他的大学不会白读,但他目前的处境很糟糕。毕业两年来,他在老家当过农民,在上海一家酒店做过侍者,最近在镇上开了一家店,卖起了电脑。

他不但还未能偿还2万元的助学贷款,而且毕业后又欠下了4万元的债务。

Chen Yuanni贵州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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