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找我,说今年是邓拓诞辰100周年。我有些反应不过来,《燕山夜话》书里那个穿中山装的人,已经这么大了吗?
   
印象中,他只是4、50岁光景,并且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跟我有点关系,同乡。并且,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供职的中学举办百年校庆,还七弯八拐考证出他是那学校的校友。

   
但考证出来了,也是中老年人兴奋,学生、甚至年轻的教师大多没什么感觉。当时还考证出来另一个“杰出校友”,就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说他曾策划过“春晚”,这名头如雷贯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更少知道邓拓了,我曾经调查过一些学生,都是我认为关心文学、喜欢思考的,有的回答听说这名字,但不知道写了什么;有的干脆问:邓拓是谁?说起他的两本曾经被批判的书,知道的,也只是听说书名。也许在当初,他的那些文章确实成了许多人灯下的阅读,让不少人击节,但是时过境迁,那些文章中所针贬的问题,很多已经质变。无论是否赞成“革命”,“革命”已经燃在屁股。靠邓拓式的针贬,只能隔靴搔痒。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知道邓拓的,知道是个禁书作家,被禁的书就是《燕山夜话》,还有一本叫《三家村札记》的,没有看,因为《燕山夜话》都没有看完。所谓禁书,我想象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燕山夜话》却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感觉。观点并不新鲜,文笔也不犀利,态度更不绝决,还不如当时的我。当时奇怪,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好禁的?说是作者还因此生命不保,我只能得出结论,他所处的时代,政治神经太脆弱了。现在更不用说了,按整他的标准,网络上随手抓一把,都得死啦死啦的。当然已经有人觉得很可怕了,比如担心我的老父亲,看了我在一家还是保守的报纸上说的话,就觉得我已经超出了当年“右派”的界限,担心得睡不着觉。可见当年的反动派,都是什么东西。

   
但似乎邓拓也不是想当反动派的。他所以写了那些文章,其实是当时上头允许了。从58年郑州会议起,到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左”倾,调整政策,于是邓拓才开始写那些所谓的尖锐文章。在此之前,他也是“大跃进”的歌颂者的,比如58年“国庆”,他就写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写道:“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我们难以想象,他怎么就看不到遍野饿殍?有史实证明他是看到了,但他仍然不顾现实地歌功颂德。所以他的死,虽然有无辜的成份,但并不全然无辜。

   
即便他批“大跃进”,这样的文章,在他全部文章中仍然只占很少的部分。即便是批判,也仍然跟当时的主流口径保持一致,用学者王彬彬的话说,“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只是很不幸,人家又折过身去了,他步错了,用老舍的名言说,是“没配合上了!”所以,怪我自己一厢情愿,把他当是禁书作家。事实是,他是党的干部,不是作家,更谈不上违禁。虽然他有文化知识,但是有文化知识的未必就是知识分子。他写作,但是他要遵守他的组织原则。他不是写作者,是拿笔杆子的官员。

   
或许,他最初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有了组织。有了组织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他编过第一套《毛泽东文选》,最终却被毛说成书生办报,甚至是死人办报。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底子障碍了他?他其实也未必是对组织完全奉献的,知识的底子,也让他有些清醒。作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政治的厉害,所以他不愿当毛的秘书,觉得“伴君如伴虎”。但他仍是用书生的眼光、用知识来判断的。知识遇到政治,常会出错,因为政治本来就不走知识那套路。所以知识分子沾政治,往往死路一条。而知识分子哈巴政治,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邓拓是福州人,福州男人。我家乡福州的男人,历来是被低看的,所谓缺乏血性。但在历史上,福州却出了几个极有血性的男人,诸如林觉民、林白水、林祥谦……其实,福州男人原来也是有血性的,甚至暴烈,但后来,男人被杀光了。我在《大势》里说,这是一片被杀了阳气的土地。但必然还剩下几个,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个。但他们都是在成功前死掉了,邓拓不是。虽然邓拓早年也坐过牢,但他享受到了成功的果实。这与其是幸运,勿宁是不幸。好男儿要早死,一如好作家绝不能拖泥带水。当然,归根结底与死不死无关,通往死亡的道路是有境界之分的。

   
跟其他地域的烈士相比,福州的烈士具有浓厚的悲情,一篇林觉民的《与妻书》,就让世人有如此感觉。有人说,邓拓自杀前也写了“与妻书”。但邓拓首先是写给他的组织的,絮絮叨叨,如婴儿牵着母亲的手不肯放,然后才给妻子寥寥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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