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整個中國政治演進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模式，兩者之間若隱若現的競爭，對於中國現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謂現代政治，就是有意識形態動員大眾，然後分配資源。用觀念公開的呼籲支持、尋求支持，然後把這個作為自己力量的來源，相互競爭。而以前我們的很多政治，都是一些類似宮廷陰謀的政治。」
文/程西泠
「從現在所能得到的消息看，王立軍事件也許就是個偶發事件，儘管它造成的政治衝擊不容小覷，但也並非如許多外界人士所解讀的那樣大。它對中國未來政治的最大影響，還在於薄熙來所開啟的公開政治競爭模式能走多遠。」北京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政治觀察家說。
2月初，重慶「打黑英雄」王立軍突然被調離政法崗位，轉為分管文教。 這一絕非尋常的調動引起了眾多的猜測議論，就在這時，又傳來更驚人的消息：2月6日，王立軍這位官至副部級的中共官員走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8日凌晨方才離開。他隨後被帶往北京，據信已在中央紀委的控制之下。
在接下來的數天裏，這個小型的「九一三事件」演變為這個國家近年來最大的政治醜聞，人們真正的關注點，自然是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將受到何種影響。「在中國，政治的運行和信息傳播自有一套規則。例如，儘管習的接班人地位早在五年前的十七大上就已初步確立，但官方從未公開說過他將是下一屆領導集體的掌舵者，而即使是地處偏僻農村的文盲老農，也已知道習將出任下一屆總書記。」一位媒體人士在接受採訪時說道。「很顯然，這裏存在著非常有效的政治傳播。它既有克林姆林宮學的影子，也因襲了儒家政治傳統中的名位秩序觀。因而毫不奇怪，每個中國政治的觀察者乃至一般老百姓，都能大體確信，薄熙來的政治目的，就是為了營造輿論，以爭取加入新一屆領導集體。」
薄熙來這幾年在重慶的政治操作，其實是大大打破中共高層政治常規的舉動。它將一些體制外的因素，比如民意、媒體輿論等加入了政治考量，從而使得封閉的「密室政治」一定程度上公開化了。「這是一個較少為人所注意的側面。不錯，仍然是權力爭奪，新意在於，這一次競爭者採用了新的方式，在地方政治治理上敢為天下先，並努力使之綱領化、模式化，因此也成為摻雜了政策分歧的路線鬥爭。這是與時俱進的政治創新，也是大膽敢為的冒險，它符合人們經常所說的薄熙來的個性，但它也一定會遭致反彈，王立軍事件或許就是一個例子。堡壘從內部首先瓦解了。」該媒體人士說。
在微博等新媒體上，人們對王立軍事件的關注已經明顯暗淡下來——在一個娛樂當道的時代，看起來政治新聞也無法逃脫這一「注意力經濟」。但事件的政治餘震原未完結。
堡壘從內部瓦解：一個偶發的孤立事件？
「我個人傾向於認為這是個偶然事件。」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士范超因說。他似乎並不理會網絡上流傳的各種版本的八卦。他提醒記者注意，包括微博在內的各種大陸媒體，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沒有封禁對這一事件的傳播。按照慣常的媒體經驗，這樣一個對中共政治信譽殺傷力極大的突發事件，各種媒體往往會在第一時間接到通知，不允許跟進和討論。「一方面，你可以解釋為這顯然是上層有人樂觀其成，願意看到事件的擴散發酵對薄熙來造成持續的打擊，甚至通過各自的渠道，主動透露一些消息，試探並引導輿論風向。現在利用微博這種傳播渠道是這樣，實際上以前香港在中共政治中也長期扮演著這樣一個中間橋樑的角色。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緩衝輿論空間的存在，對博弈的各方政治勢力都是有好處的，對維護整個系統的功能運行有好處。」
「而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解釋為，這的確是一個偶然事件。」范超因解釋說，王立軍可能因為涉嫌貪腐被上層調查，他本指望從薄熙來這裏得到某種安全保證，但薄熙來基於自身的利害考慮，反而試圖與王立軍切割關係，最後導致王立軍「負氣」出走美國領事館，將事情「鬧大」，這在政治上是自殺，但卻能換來一個保住性命的處理結果。
范超因認為，與網絡上那些流傳的真假難辨的八卦相比，這樣的解釋更能成立。相信王立軍的貪腐，幾乎不需要特別的想像力。在今日中共的官僚系統中，腐敗已經系統化、普遍化，對這一點，甚至一些高層領導自己都不諱言，我們也能在不止一個內部講話中看到這種判斷。再加上王立軍出身於鐵嶺，這又是個著名的官場大染缸，不涉貪腐，幾乎是不可能。而一些有關王立軍剛烈、直線型個性的描述，似乎也能坐實他的某些「神經質舉動」，這也包括他最後的一搏，走入美國領事館。
「當然，這個事件如果以人們更樂意聽聞的派系鬥爭來解釋，似乎也能成立。」王立軍固然是一員公安領域的悍將，但在高層政治的博弈中，仍只是一介小卒。其實，在幾年前的一次採訪中，王立軍就表露出自己只是那些台上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他對自己的角色早已看得很透徹。而在薄熙來及其政治敵人的較量中，王立軍大概被選作了一個方便的突破口。
攻堅戰是從外圍發起的，從去年夏天起，王立軍工作過的鐵嶺等地公安系統陸續有人被「雙規」，他們要麼是王昔日同僚，要麼是其舊部，均諳熟王的內情。當那支「神秘的力量」順藤摸瓜，找到確鑿證據開始收網的時候，王的末日也就到了。「王置身於高層政治博弈的漩渦，加以自身不乾淨，因而最終被碾碎。」也可以說，在腐敗（以及相應的反腐敗）已經成為政治鬥爭的一個常用武器的時候，王的事例並不特殊。
但還有許多疑點，薄熙來為什麼會重用一個歷史說不清楚的人?兩人究竟是如何從政治盟友到最終決裂的?而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又留下了一個最大的懸念：他究竟向美國人講了什麼?在未來的政治較量中，美國人又會對這批材料作何使用？
對最後這一點，常駐北京的意大利政治觀察家郤士認為，這相當於無形中給了美國人一個仲裁者的地位。在今後的中國政局演變中，一些受到王立軍事件鼓舞的人，也許會再次效法，在關鍵時刻引入外部勢力。「這是一個真正危險的徵兆。它說明中共內部的政治文化和規則體系已經無力約束其全部的遊戲參與者了，它給了外部力量介入中國政治的一個絕好機會。」
薄熙來拉開的新時代：餘震難消
王立軍走入美國領事館事實上宣告了其在政治上的自殺，他的直接領導，薄熙來的政治前途，霎時就成為許多人的關注焦點。和一些認為這一事件將給薄熙來以致命打擊的判斷相反，北京的獨立學者孫維認為，薄熙來並不會受到致命打擊，原因很簡單：其政治前途本來就不大。
他提供的是京城政治圈流傳的各種版本中的一個。「薄熙來事實上是政治較量的一個出局者。」2007年底，他從商務部長的位置上「下放」重慶，在當時中國政治經濟的版圖中，重慶是個毫不起眼的小地方，甚至不如三峽大壩的話題更能挑動人。各方人士面對這個棘手的人選，當初興許是希望讓其在那裏自生自滅。但是沒有人想到，這變相的「政治流放」，反而激起了薄熙來絕地反擊的勇氣。他要找到一種辦法，幫助他從「邊緣」重新回到「中心」。既然體制內的人脈、資歷、背景都沒有最終幫到他「上位」，他就只剩下最後一條路，動員體制外的力量，對黨內造成壓力。如此一來，遠離中央、外放重慶這一政治上的失意反而為他提供了一個更大的施政空間。
從表現上看，重慶似乎不是一個容易發揮政治才幹的上佳舞台，而薄熙來的最大競爭對手汪洋，剛剛從這裏去職遷往廣東。薄熙來要面對的形勢複雜而微妙。在客觀形勢上，那時的重慶，各項經濟社會指標均落後於全國，城鄉、階層和地區差距三大問題，在重慶這一縮小版的中國都存在，其中城鄉差距尤其嚴重。簡而言之，人們可以用「倒丁字型」描述重慶的社會階層結構：一橫是重慶龐大的農村社會階層，一豎是規模不大且分化嚴重的城市社會階層。這一結構反映了重慶「大城市」與「大農村」並存的城鄉二元分割現實。而就政治形勢而言，薄熙來任何新政都勢必導致對前任工作的評價問題。
在接下來的數年裏，薄熙來重慶新政的聲勢越來越大，逐漸吸引了全國媒體的集中關注。在諸多新政中，唱紅和打黑激起了最多的爭論，也幾乎成為重慶模式的代名詞。「這當然是一種極度簡化，重慶模式的內涵要豐富地多，它的實質是強勢政府主導推動經濟發展、同時致力於社會平衡。這一模式在後發展國家和地區並不鮮見，實際上是為我們所熟悉的發展型國家的一個地方版本。只不過，由於薄熙來刻意在紅色內涵上所作的宣傳和發揮，使得整個重慶的試驗過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左右爭論糾纏在一起。」孫維認為。
在孫維看來，這樣一種局面的造成，很難說是主政者的失誤所致，恰恰相反，也許是其主動追求的結果。「無論是唱紅和打黑，本身都有積極的一面，比如唱紅要解決的是社會大眾信仰和價值重建的問題，而打黑的意義，自不必說。但在今天中國左右嚴重分化，乃至基本的共識都沒有達成的情況下，激起強烈的爭論是不難想像的。那些堅持自由、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的人，幾乎是在用咒駡來回應他們在重慶新政中所看到的政府操控、運動式執法。自由派輿論力量在李莊案中形成合力，而左翼的輿論，也開始積聚，寄希望於薄熙來。」
逐漸地，重慶成為左右兩派輿論的意識形態鬥爭焦點。重慶的試驗開始具有全國性意義。政治觀察家郤士說：「對薄熙來如此高調的推出新政和動員輿論，北京最初顯得困惑，因為這實在太違背政治常理了。在最近一些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這似乎還是第一次有人在黨內競爭中試圖動員體制外力量來加強自己的力量，更不用說培植自己的政治根基。」諳熟中國政治的郤士還援引了1989年的故事，在那次事件中出局的趙紫陽後來被自己的黨內同志指控為試圖分裂黨，而他想要結合的力量，就是大街上的學生。
薄熙來拉開了公開政治競爭的序幕。他也迫使自己的對手跟進，複製自己的模式。於是，我們看到汪洋在廣東也開始大力推行起「廣東模式」，一時間，重慶和廣東的比較，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明眼人會指出，在廣東和重慶模式差異的背後，是兩地經濟社會結構以及相應的官場和官僚文化的差異，也就是說，兩種模式的出現，也是兩種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客觀結果。「但是，人們更願意看到一個政治上的解釋，而在中國，政治結構的自主性又是極其大，所以，兩種模式就被看成是兩位政治精英的個人博弈。」孫維說。
著名學者秋風則將這一點說得更加透徹：「我們可以從整個中國政治演進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模式，兩者之間若隱若現的競爭，對於中國現代政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謂現代政治，就是有意識形態動員大眾，然後分配資源。用觀念公開的呼籲支持、尋求支持，然後把這個作為自己力量的來源，相互競爭。以前我們的很多政治，都是一些類似宮廷陰謀的政治。而重慶和廣東的主政者則非常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政策觀念。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樣的競爭會導致一種大眾性政治的出現，因為你公開訴諸於某種理念，輿論參與、大眾參與就成為可能了。如果還是在密室裏面操作，你都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意義就是在於為我們現代政治，甚至以後可能的派系之間的公開化的競爭，也就是為一個准民主政治，一種給定的框架內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按照這種分析，或許可以說，薄熙來在重慶的工作以及隨後跟進的汪洋在廣東的努力，似能標誌中國的政治改革正在走出「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階段，而進入較為自覺的現代競爭性政治階段。在此過程中，政治家的角色凸現出來。正是政治家溝通民意、觀念，形成具有明確指向的政策方案。
這也是許多評論者看重薄熙來的地方。「他是一位具有創新精神乃至領袖氣質的政治家，」北京的一位左派學者毫不掩飾他對薄熙來的激賞。「他幾乎以一人之力，改變了重慶整個官僚行政系統的面貌，而今天的中國政治面臨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官僚化的日益嚴重，一些本應發揮政治領導作用的機構也開始官僚化了。」他也不掩飾此次事件對於左派陣營的打擊。「左派普遍感到失望和遺憾，左派人士從薄熙來身上看到許多希望是很自然的，比如他的諸多致力於公平再分配的社會政策和城鄉融合政策，都是左派近年來難得在國內政壇上看到的新風。但是左派雖然有自己的輿論陣地，就動員和掌握社會資源而言，卻是個弱者，許多人本以為在薄熙來這裏看到左派復興的可能，但現在看來，這希望很渺茫了。」
薄熙來在這次事件中將會受到何種影響？這位學者認為是致命的。「王立軍事件嚴重打擊了重慶新政的信譽，重慶的道義形象也大大受損。」我們亦注意到，2月12日重慶市委常委舉行了一次會議，在向新聞界公開的會議文件中，有關重慶創新的提法看不見了，而強調的主要是與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如果說之前薄熙來做的主要是『放』，那麼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薄熙來要做的將是『收』，逐步淡化重慶模式的特殊性。」
事實上，薄熙來在意識形態上回收的跡象，年初就已經顯露。當時，他推出了『民主與法制15條』，而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從左的方向上回撤。「他一定是發現意識形態上過於左翼化的不利，想向中間群體靠攏，並開始修復與自由派媒體的關係。但恰在此時，王立軍事件爆發了。」
「王立軍事件的最大影響，就在於它很可能中止薄熙來的試驗，也意味著在十八大最後定局之前，公開政治競爭這一模式就遭受了致命的一擊。而反觀另外幾位有力的常委級競爭者，更多是從黨內的傳統政治規則出發，選擇較為低調地樹立個人形象。」
孫維亦認為，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公開政治競爭這一模式將受到抑制。這一方面是換屆完成，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薄熙來的前車之鑒。「但就長遠而言，就難說了。未來，媒體介入政治競爭只會越來越深，而隨著民眾參與政治的意識越來越強，政治競爭者將有更大的動力尋求動員體制外的社會力量。大門一旦打開，再想關上是很難的。」
而密室政治以及準宮廷政治，則仍然頑強。「現在的政治以及高層權力交接有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但還留有相當大的模糊地帶，強人政治已經正式退場了，公開政治競爭登場，但又新受挫折，所以，接下來的政治博弈還會出現什麼戲劇性變局，一切都還屬未知之數。」孫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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