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香港, 民主运动, 香港城邦论, 陈云, 孔诰烽
文：孔诰烽
元明清时期，中国兴起一种非主流佛教信仰，叫白莲教。根据教义，创造万物的“无生老母”，将会毁灭这个充满苦难的旧世界，并派遣弥勒佛降生，创造一个无贫富、无饥饿、无男女、无长幼的乌托邦。但在新旧世界交替时，天地将会经历大灾劫。教徒平日必须虔诚念经，修炼捐献，灵魂才可在劫难中被纳进老母的子宫，于灾劫后再生。
白莲教在中国各地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教主，有的凭教众捐献而成地方小富，有的带领群众揭竿而起，如18世纪末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有的更在起义成功后自己当上皇帝，如朱元璋。
按照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白莲信仰体现了封建社会后期人民群众要改造世界、自己当家作主的朦胧愿望。但在宗法意识宰制下，这种愿望却变成乞求无生老母怜爱的迷信。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工农群众，才有机会科学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走上当家作主之路，建立真正的主体意识。
中港民运分家
这些历史好像跟香港风马牛不相及。但细想一下，香港民主运动在过去30年，不也是一直寄望香港回归中国这个母体之后，可以通过母体的怜爱实现民主自治吗？民主回归派和民主抗共派对现存中国或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冀盼，不像白莲信徒的无生老母崇拜吗？
最近陈云教授推出《香港城邦论》，主张香港的民主运动与中国民运分家，一石激起千重浪。《城邦论》高踞各大畅销书榜高位，从各方吸引了一众追随者。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出于文人相识还是文人相轻，纷纷笑称他为“陈教主”。但就《城邦论》主张港人要建立主体意识的主旨而言，说陈云像“教主”，不如说他像当年敢冒运动主流之大不韪，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青年毛泽东。
过去几年，陈云通过报章评论积极支持各种本土保育运动与公投运动，反地产霸权，最后还因反地霸见真章而被媒体封杀。《城邦论》承接作者对香港本土民主运动的关怀，在开首即点出运动有力走下去的关键，乃大家要抛弃中国迷信，批评“香港的民主派沉迷于民主统一中国，在行动上无法全然代表香港人利益，与中共摊牌”。（页41）
香港的民主运动，在80年代原本有不弱的本土性格，以香港为本位，争取在九七回归后落实民主自治。后来八九民运爆发，本地民运即被吸进了中国民运的洪流之中。中国民运被镇压，北京的对港政策，亦转趋强硬。经历过这个转折的香港民运，即出现了“中国没民主，香港民主也无望”的论述，在意识上将香港民运置放在从属于中国民运的位置。
丧志民主派的孝子情结
但香港的民主政团，其实皆以香港为唯一舞台，连内地也去不了。民主派这种行动的本土导向和意识的中国优先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民主化一再落空之下，催生了“香港民主难有起色”的失败主义情绪，令民主派在本地抗争中愈来愈软弱。上次政改争论期间，主张跟北京妥协的民主政客反复警告我们千万不要激怒中共，最重要是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这当中体现的，正是一种不断向老母下跪动之以情博取怜爱，如老母不怜爱，则继续苦等他日孝感动天、老母转性（即中国民主化）的消极争取民主策略。
意识上的中国优先，令主流民主派轻视本土勇武抗争之实效。2003年超过50万人上街，北京搁置23条，并把特首拉下台。那次胜利，为年轻人带来极大鼓舞，催生了后来的新本土抗争力量，屡立奇功：从公投运动迫使北京政改让步、集体打小人争取到政府派6000元、到汹涌群情迫使政府在递补机制退却（虽然仍未至于全面撤销）。这些大大小小的抗争成果，都是在中国民主化毫无寸进的背景下发生的。
但顾着仰望老母的民主派，却视这些成果为无物。最近甚至有民主派头头公然宣称当年政府搁置23条与群众运动无关，一切都是因为保皇党有人倒戈和北京主动停止立法。这种肆意扭曲历史常识，长北京志气、灭港人威风的丧志歪论，背后正是一种“北京老母不施舍，香港民主难寸进；香港民主若有寸进，则一定是老母施舍所赐”的孝子逻辑。难怪民主派在近日香港统治集团瓦解的礼乐崩坏之际，竟然也无所作为，呆呆然不敢乱说乱动。
陈云认为香港政团若要摆脱这种消灭港人尊严的中国情结，便需要将香港民运与中国民运区隔，将前者放在首位。当然，本土政团以香港为优先，不代表香港其他朋友不应关心和介入中国事务。不过我们要清楚我们关心中国的民主、人权、环境、劳工等问题，乃是基于作为一个地球人的普世关怀，中间不需加入任何“作为血浓于水中国人”的先天责任。现在很多北上参与中国民间进步事业的朋友，其实也是以不同国际团体员工的身分进入中国，或是接受外国基金资助的。他们关心中国之外，不少也同时关心缅甸、柬埔寨与北极冰川。
《城邦论》的纲与目
香港能对中国作出的最大贡献，乃是通过香港自身的自由民主向内地起示范作用，以及“借场”给内地朋友，利用香港这个自由场地干他们的事情。当年兴中会在香港活动，以及今天不少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受惠于香港的自由空间，皆印证香港的这个角色。但香港要发挥这个作用，前提是香港人要将这个场整理好，保护、发展它的民主法制与民间社会。若果這個場內地化，變得跟內地其他場沒有分別，那香港便會失去在中國改革事業中的唯一角色。所以就算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亦应该把争取香港本位的民主自治放在优先地位。
主张香港民主运动摆脱中国情结，早日建立香港主体意识，乃《城邦论》的核心议题。陈云在书中大谈香港在美国《香港政策法》之下成为中美全球斗争的一环，论证香港自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是要探索香港的自治民主抗争在面对北京时有何筹码。他描述“香港人”和“大陆人”的差异，支持族群政治，呼吁堵截内地人口无节制涌港，则是怎样建立香港主体意识的策略探讨。后两个问题，不论多么富争议，也只是《城邦论》的“目”，而非其“纲”。可惜该书出版后的争论，至今仍集中在这两个目，而忽略了香港民运急需香港主体意识、少理老母这个纲。
《城邦论》在香港回归15年、既存政治秩序开始瓦解之际出版，为我们再思香港民运的前路，提供了难得的新框架。这篇书评无法对书中论点一一评述，惟希望可以透过追溯其历史脉络、重构它的核心关怀，将有关讨论导引到更有意义的方向，帮助大家在“蝗虫”争论之外，寻找建立香港新民主自治运动的最大公约数。
不过若要深化讨论，最重要的，还是要社运、知识圈中一众倒果为因、视陈云为中港矛盾加剧祸首、一窝蜂要“kill the messenger”的政治正确判官门，先花128大元买一本《城邦论》，认真将书从头到尾读一遍。
（刊于2012年2月26日《明报》星期日生活，文：孔诰烽、编辑：杨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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