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香港, 主体, 香港城邦论, 蝗虫论, 陈云, 陈景辉
文：陈景辉
陈云先生《香港城邦论》一书和他近期一士谔谔的撑“蝗虫论”，引发巨大争议。喜欢陈云的朋友，莫不为其坚守本土利益而鼓舞，而该书也为本土运动提供了思想养分，矛头直指后九七中共殖民香港的政经议程。陈云的文字触碰了政治主体方面的禁忌话题，即主权者原本承诺了的自治权，在国防和外交以外（包括文化、司法、规划、货币和管治等层面）的准国家自治权力，并没有如期兑现。有趣是，陈云是五六十后传统一代的反共文人，他的反共思想由九七前直接转移到“后九七”，因而加进了许多新主题，包括自驾游、种人种票、被规划、自由行和双非孕妇等“入侵”。陈云尝试回答，在新形势下，香港人的政治主体该如何定位。当然，作者写下了强有力的辩护。因此，争议倒不在于本土不本土，而是在后九七的大陆问题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疑虑的言论。为什么？
陈云描绘的港人政治主体，以继承港英殖民地的优良文化、公共精神和制度为本，但重点是，这一主体最主要威胁是“大陆”：专政政权及其衍生物，如极权底下人性扭曲的大陆平民。固然，陈云的意义在于替我们捕捉那只阉割香港人的手，然而，陈云的混淆也在同一地方发生。所谓误中副车，就是所有问题，一牵扯上大陆，就立即成了主体危机。
小便帝国主义的镜像倒影
其中一篇于《明报》世纪版发表（也在网上广传）、探讨陆客问题的文章，绝对是分析范例（编按：见2 月13 日“文字江湖”，原题“何解我们宽容菲佣，却『苛待』陆客？”）。陈云主张“游客本来是行为放纵一点的，接待国的人会宽容”，同意宽容看待“星期天唱歌野餐的菲佣”，和“醉酒后街上小便的美国人”，但在大陆人身上，却不可一视同仁，他写“我们不会宽容大陆小童在街头小便”。为什么？但凡具备平等意识的人都会问。文章为我们提供的其中一个理由是： “陆客的背后，拖着一个强大的中共帝国的身影”。但我想指出，这正是混淆之处。把一个“大陆小童小便”的场景，经意识形态的发酵，转化成中共帝国入侵的意象。幽默点想，场景倒欠了点实感，譬如说傲慢的帝国儿童该在街道叫骂：“他妈的，香港人，我除裤屙尿啦！”
这反而让人想起共产党。中共不是动不动就扣人“被西方势力利用”、“煽动分裂”和“搞港独”的帽子吗？我们忘记了公投期间，有议员喊口号时喊了句起义，即被亲共人士上纲上线至“搞革命”的层次？
我们沿用了对手的修辞学，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你在一句普通口号中找出“港独”的身影，我也在一笃小便里头嗅出“入侵”的滋味。
问题是，在上述那种概念置换底下，自由行的过度涌入所造成的“公德问题”不见了，剩下的却是“族群矛盾”。所谓美国旅客、菲佣和大陆游客跟香港的冲突，在此一框架下，已跟制不制度、文不文明或消不消费等具体旅游政策议题无关。一下子，自由行成了帝国殖民工具，陆客个个彷佛成了翻版孔庆东呢。
主体斗争的内和外
然而这却捉错用神。先不论陆客把奶粉扫掉的一刻，是心底里羡慕香港的现代化和食物安全，抑或总是怀抱着帝国情怀。问题在于，使自由行在香港无往不利的并非帝国，而是人民币。实情却是我们为了赚“人仔”，而迎来了一群可能在自己家乡更不守规距的暴发户，他们甚至不是其它选择留港生活、总得入乡随俗的内地移民（港人内地妻子或毕业后留港发展的同学），而只是短途旅客。
2003 年经济低迷之际，自由行是很多香港人的灵丹妙药，主流社会一直强调吸引更多旅客和消费。直至今日，赚取人民币莫不是人心所向。只要留意香港电影业因北上而变得面目全非的现象，我们就不会惊讶于尖沙嘴广东道的变化。因此，如果把问题定位为“大陆并吞香港”，那我们就没有面对自身的顽疾：香港缺乏象样的旅游政策，没有追逐人民币以外的经济蓝图，更没有其它愿景。
如果想扭转情况，想限制甚或拒绝旅客，那我们首先需要针对的也许并非“大陆入侵”，而是香港这个经济城市的主流价值和领导霸权。现在，将香港内部的社经课题转换成“大陆入侵香港”，把本土里头领导权的斗争外化再投射为“陆港大战”，实在无益于我城的自治议程和公共讨论，反而混淆了“公共政策”和“政治主体”的分析层次，转移视线。
主权、政权和治权的分与合
80 年代的台湾政治，有个重要辩论可供借镜。其时，反对运动要学习清楚区分出“主权”、“政权”和“政策”三个层次，以免大众混淆。笔者尝试这几个观念：首先是（1） “主权”，就是向政治共同体追问“谁才是至高的权力和主人”，人民有被内部骑劫或外部入侵吗？例如追问，到底是阿爷培植的跨境政商集团抑或700 万本土公民才是香港的主人？其次是（2） “政权”，它指向政治制度的设计，政府权柄的形貌，好比说政府该采纳议会抑或行政主导的模式；最后是（3） “政策”，涉及施政方向及资源调配的行动计划。
当时，很多台湾反对派人士并不了解当中的统一和殊异。更甚者，为了获得辩论或动员上的优势，往往高举其中一项而忽略其余，又或只通过强调某一层次而淹没其它。情况就如今日陈云笔下的香港，使所有分析都推向主权层次，一切都离不开“港人遭大陆入侵”的命题，所有事情都难逃以陆港族群为分界原则的大哉问：谁才是我城主人！
主体的价值，除了自由，还有正义
这导致了坏后果。首先，若只沿这样的思路了解陆港关系，我们会扼杀了许多事情。在破坏公德和入侵两制之外，陆港关系存在许多层面，包括因工作、入学、交友和拍拖而来港生活的大陆人，他们与香港人的关系可以是邻居、朋友、学习对象、过客，甚或不速之客，不一而足。诚然，汇聚于都市的不只是土著国民，还有因各种理由而来的远方朋友，所以，城市的价值除了系于共和民主之外，也系于好客精神和尊重差异，而其捍卫者除了勇于自治之外，性格上也该保持开放和接纳新生事物。尤其在政治主体的问题上，大陆民间存在大大小小的进步力量，只要翻翻南方报系的报章杂志或上上微博，我们都可找到唾手可得的与中共法西斯周旋的经验和启发，于自治斗争乃有益无害。
更重要的是，我们追求的“政治主体”，不单只要求自由和自治，而且要正义对待他人，因为好的主体性，就是“自由”和“正义”都绝不偏废。借用台湾学者吴丰维有关主体性的分析，我们该追求的既非“无正义的自由”，也不是“无自由的正义”，因为前者是自我的过度扩张，后者则堕入“一味为他人付出而丧失自我”的主体危机。“蝗虫论”一役，就是过于追求主体自由，而忘了正义。
诚然，陈云开启后九七香港最重要的政治主体议程，锁定了回归后才见真章的自治斗争，替香港建筑了一道防止大陆入侵的思想防护网。然而这还不够，香港需要更丰富的陆港关系的分析：
（1）区分不同层次（主权、政权和治权）的政治分析；
（2）把“老爹是李刚”的大陆权贵和一般平民分别对待，而非泛泛的族群对立；
（3）把战线拉回本土内部价值方向之争，扭转政府失守的诡态。至少，我们面对大陆之际，不再老是产生别人入侵的幻觉，成为惊弓之鸟。摆脱捕风捉影的不安，才能成就有底气的香港。
（刊于2012年2月16日《明报》副刊—世纪版，
标题：如何正义地对待他人？想象『蝗虫论』以外的港人政治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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