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夜宵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他几乎是吼一样地说出了那句话:“你想干什么?想搞乱共和国吗?”吓了我一跳。

他是我的舍友。我们是高中生。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

关于这个,我有一些看法。虽然不都是自己的,但通过思考,也成为了我所坚持的一部分:

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说道,“我们永远不能确定那些力图压制的意见都是谬误,即使我们确定了它的谬误性,想要压制它仍然是一种罪恶的行为。”当下中国缺少起码的言论自由是有目共睹的,批评的言论不自由,反对的声音禁不止,历史中的有些真相也不能得到普遍的认知,不然“和谐”也不成其为和谐了。

我最近刚看完安东尼•刘易斯的《批评官员的尺度》,其中有一些话表达了以我的能力无法说明的观点。比如“官员应是坚忍不拔之人,能够在任何恶劣的气候下生存。容许空气中充满不和谐的声音,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的象征”、“一个民主的政府足以经得起社会风险与变革的考验”等等。

在我把这些话给他看了之后,他用了两个字形容我:愤青。

我愣了一下,从没想过睡在我对面的兄弟是如此想法。我想到了五毛,便说:“相比五毛,我更愿意做一个愤青。”其实我刚说出这话我就后悔了——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愤青,也不相信他是真五毛。不料他问了一句话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什么是五毛?”

在解释了一通之后,我们的讨论总算得以继续——

“难道赞美几句共和国就是五毛吗?”他说。

这样的反问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从未这样想过,也不认为赞美可有可无。就像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一样,赞美是必要的教育方式,但是赞美过多,溺爱过度,好孩子也会渐渐迷失自己,辨不清方向。当下的中国,缺少的就是那样能够骂醒执迷不悟者的批评的声音。暴露阴暗面,要求我们走到阴暗的角落,不让刺眼的阳光迷离了双眼。“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干嘛这么煽动?你想干什么?想搞乱共和国吗?”

徐友渔用“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来形容中国民主建设的缓慢,“什么文化传统、国情不适合,民众素质不够,搞民主不利于安定团结等等,不一而足”。争取言论自由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搞乱共和国也绝不是我的想法,相反,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希望祖国能够更好更强大。

而且,我也不认为言论开放就会造成不稳定。如果言论自由带来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腐朽、美帝的阴谋,就让它流入思想市场,接受人们的检验。如果确实是错误的,它自然会被历史的洪流卷走,为人们所淘汰。“正确的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

“你只会喊口号,能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措施吗?”

“不限制就行了。”

(冷笑)“不限制,能再具体点儿吗?”

“这还不够具体?好吧,(我有点着急)你看你的《环球日报》,我读我的《》,分成左派也好右派也好,给媒体足够的开放空间,不事前限制,不让它们因为恐惧而自我审查。”

“不可能。”

对话到此基本就结束了,再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以上凡是没有加引号的,我都没有说出口。因为当时我被那句“搞乱共和国”打倒了,思路也没有了,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卖国贼,后来才觉得自己多么的傻。“当爱国主义涉入认知领域时,是一个应该被扔出门外的混小子。”叔本华如是说。

不过,没有“搞乱共和国”,就后面的具体可行的措施而言,我也觉得我说不下去了,我确实无法为共和国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这都受到我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

我感到有点忧虑,为我的舍友,为中国其他的学生,也为自己。他们没能被我说服,我也没有能力说服他们。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这样形容中国人:“他们始终在混日子。这个思想简单的民族想的只是生存,我们德国定义如此之高的人权,他们的理解就是我们明天能得到什么。”对于现代化的中国,启蒙仍是未尽之事业,我也时常迷茫,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像美国“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学生们那样,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把求职、事业、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请告诉我,我们不是在破坏共和国,我们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

(我知道一五一十有许多知识分子,所以我来到这里,来寻求指点,寻找支持。学生浅薄,读的书不多,文笔混乱,视野也很有限,敬请见谅。)

参考书籍:

《批评官员的尺度》安东尼•刘易斯 著

《与时代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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