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书知礼不能仅是辅助的通识,本就是士人教育的目标

前曾说到,钱端升不满昔年教育家侈谈“职业教育”而忽视“士人教育”,视之为“士风不振”。而士风不振的后果,必然是世风不振。盖“士愈多,则世愈盛,而国愈治;反是,则世愈衰,而国愈乱”。正因欧洲比美国更重视士人教育,那里“操政权者,大都为士人,间亦有大儒”;而美国的执政者,“少数士人及法家而外,多农工商之流,而商人之权势尤大;故虽国强民富,而政调总带鄙俗之气”。中国后来政局恶劣,也因“所谓新人物之中,亦绝少读书知礼之人”。

在新旧之争激烈的时代,敢说中国传统好的人,多为因留学而获得“免疫”身份者。钱端升对中国古代教育的看法,就与陶希圣迥异。他以为,“我国古时教育不普及,然尚有所谓士林者,为社会国家之栋梁。近人兢言教育普及,今教育未普及,而士林且无存”,实大可悲!古代中国“农工商之艺法,私相授受,而无学校;西方各国则有专校,此西方各国胜古中国之处”。但不能矫枉过正,让全国教育皆落实在农工商艺法之上。一国的教育,只有“以礼义为本,以技术为用”,则“国运可昌”。

钱端升强调:“今后教育方针,当以造就若干士人为急务。量力所及,以广士林。”他所谓的“士人教育”,即西人之人文教育(humanistic education)。对中国学生而言,要先读中国的经史子集,进而“博通中外,问礼于东西之书”。然后再言具体的专业。蔡元培一心想把中国最好的学校限制在文理科的范围里,大体也基于同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把医学和法律这样“人命关天”的两大门类,都放在研究生的层次,要先读“非专业”的本科,然后可入。道理或也相通。

在今日两岸的大学系统中,类似的“知礼”内容常被列入通识教育的范畴。然而所谓“通识教育”,基本是由辅助性质的公共课衍生而出。这也是“中国特色”,有其发展过程:晚清的新教育体系,受张之洞的国粹缩微法影响甚大。读经的地位貌似甚高,却不占多少课时;同时还有所谓伦理课程,定位也相类。入民国后,读经正式为伦理课所取代,仍是“非专业”课。后来又在新政治环境下,分别衍为三民主义和什么“思想概论”一类。现在虽又改头换面,仍是大学里尊而不重的课程。

一个社会要发展,不能没有专业、技术方面的训练。但人之所以为人,更是人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古人以为,国家要修文德。其实读书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便因其个人也重视修文德。一言以蔽之:知书知礼不能仅是辅助的通识,本应是士人教育的目标。

这方面其实中西相通,西方的人文教育,也素以经典和历史为大宗。经典当另说,且说历史。我们都习惯“以史为鉴”的说法,但常有误解。其最直观的意义,就是照镜子而知“我是谁”。其次则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过去的成败,似亦可摹仿或规避。但历史本是不重复的,也很难提供什么规则以为后人利用。真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论世知人,与古今中外已证明优秀的人物交朋友;即设身处地,以体会前贤如何面对困境和挑战,分享其行事中的喜怒哀乐,以达成个体或群体的心灵提升。

这不仅是中国的观念,德国的历史主义大师德罗伊森论“通人教育”,也是要超越为具体技术性目的而受教育的层次,在精神层面“体会前人以及重演前人的思想”,以“净化提升自己的精神”。通过借鉴“历史中整个崇高的伦理过程”,每一个人的心灵遂“得以从卑微的形体中提升出来”,成为伟大而具有人性的个人。个人崇高了,群体亦然。就此意义言,西方的历史主义和人文教育本是相通的。

西人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是要让历史进入我们的思想;只有后人可以在其思想中体会及重演的前人经历,才谈得上“历史”。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那些在意识层面未曾经验过的往昔,仍存留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但若能在意识层面结交古今中外贤哲,读书而知礼,成为士林之一员,又何乐而不为!士林扩大了,士风自振,而世风亦振。反之则殆。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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