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3月24日 来稿)
李方 著

(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 boxun.com)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现仍未悔改。)

羁押大院实际上分两部分,像个“曰”字,隔在两个大院之间的那排屋主要是医疗室和驻所检察室。东院叫二所,西院叫一所,总占地大约有两三百亩。大院的南面即是六处,北面靠山,山上是大片的荔枝园(这是有了眼镜后才看清的)。大院全是一层的平房,院内除了地面的一圈走道外,还有一圈“空中走廊”,距地面大约有三米高,是看守员巡视的专用走道,站在上面,透过钢栅窗可以看清任何一个仓里的情况。院内还安有不少电视摄像头,看起来有几分现代化的味道。大院中间是上万平米的绿草,但却极少让犯人去放风、晒太阳、透透气。被称为“一所”的这个大院总计大约有三十几个仓,每仓关押约三十人,其中有三个仓关押女犯。我是被关押在210仓。在入这个看守所以前,“仓”在我头脑中的概念是存放物品的房间,如谷仓、仓库,没料到广东将关人的号子也叫“仓”,足可见在这里犯人就是被暂时存放的物品。
入210仓第一天就打了架。我进门的时候,除了地上坐的几个犯人在悄悄玩纸牌,其他全都在床板上午睡。其实当时我并未看清床上的犯人是在午休(公安们未将眼镜还给我),正好尿急,就去里间厕所小便,完了后用瓢冲水的声音大了,门口玩纸牌的犯人猛然摆动手臂,似乎是制止我。我又走到门口,他们命我蹲在地上,我很不情愿地蹲下,因为实在瞌睡就靠墙打盹。玩牌的当中有一位黑脸大汉将脚伸过来撞我,不要我打盹,我将他的脚压下去,他感到惊讶,心里似乎在说——你竟敢冒犯我的威严,遂怒目圆睁将脚翘起,向我的脸上戳过来,我复又将他的脚压下去,他似乎要爆发,但另外一个老头向他“嘘”了声,好像是提醒他别人在午休。黑脸大汉便弃我不理,继续玩牌。
1个多小时后,铃声大作,床板上的犯人全起床了,并开始整理棉被。睡在最前列的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洁白的汗衫,面色白皙,他一坐起来,立即有两个年轻的犯人将他的被子抱到一边去叠。这男子冲我扫了一眼,随手拿过床头放的小馒头递给我:“吃,吃了再说!”我不知是真给还是假给,没有接,那男子又大声问我姓名、籍贯、年龄一类的问题,好似预审科提讯的内容,而且口气又相当凌人。已经给共产党折磨了三天三夜,此时又困又累,还得接受一个囚犯的审讯,并且还要我蹲在他面前,我不禁怒火中烧,索性不理他。刚才帮这男子叠被的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将我推了一掌,“老大问你话,你敢不顺毛!”我借着怒火,一把推开他的手。这一推坏了,立即上来一群人,七手八脚将我按倒在地,其中有一个戴脚镣的瘦小个子抱住了我的一条腿,我抬起另一只脚照他怀里踢去。“老大”大喝一声:“拉出去!”这帮人将我拖到外间放风仓,然后面朝下猛一丢,我的门牙磕在了水泥地上,迅速出了血。四肢被按牢,我无法动弹,任凭他们踢打,那个戴脚镣的瘦小个子因为恨我踢他,此时抓住我的脚死命的拧,肯定是想把关节拧脱臼才会住手,我感到脚腕里痛得钻心,盖过了拳打脚踢所带来的痛,于是大喊不止。这样又持续了几分钟,仓里老大放出话来:“算了算了,不要搞了!”众人立刻住手。我从地上坐起来,地上有一摊血迹,两名犯人拿来毛巾很熟练地在地上一推而过,血迹全部消失了,两人的动作配合得好似NBA球赛中拖球场的服务生,脸上无任何表情,完全是一种常规作业的神态。
我愤怒不已,站起身猛擂铁门,大声向外“报告”,叫了好几分钟,无任何人理会——大院里难道没有看守员?一门之隔难道听不见?仓里却传来老大的训斥声:“你喊呀,你把嗓子喊哑也没用!喊呀,有力气使劲喊!”我知道可能真的没有用,便泄气地坐了下来。此时才感到门牙的剧痛,一摸是断了一颗,但尚未完全断,我又将它扳正恢复原处。这么一扳一扶又出了不少血。不过,我还对这颗牙抱有一线希望,或许它还能长好。

公安的审讯并未完全结束,隔三间五还会提出去,在普通预审室里泡上一个上午或下午。因为我曾打过威胁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的电话(那是我当时一个失败的企图的一部分),技侦科还专门来作过声音鉴定。他们搜查来的物品中有一张我未及销毁的传单手写底稿,但他们怀疑不是我写的,所以专门还来作过笔迹鉴定。此时出去不用再穿袜子(实际上也没有袜子),而是穿仓里每人配有的一双旧拖鞋。除了两次技术鉴定外,公安的提审内容基本还是原来那些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再走一遍,但其中他们主要纠住不放的,还是那张“香港民主2000联盟”通讯录的事。对这个问题,我已懒得再费口舌了,因为我已重复过无数遍说这不是什么反动组织,我也不是其中成员,仅是从一认识的人那里得来,故而带在身上。多疑是公安的天性,他们当然不信,穷根问底一点一点地刨。我知道他们刨不出一文银子来,所以坦然地笑看他们无数次的发问和质疑。
时间这样差不多耗过去两周了,看样子他们是急于要在两周内结案,到后来,一个姓张的预审员几乎是央求地说:“你哪怕是编个故事也好啊,只要你编得像,我能交得了差,你也不必再受这些麻烦了呀!”受他的启发,我于是考虑了一个中午,,将故事给编了出来——我说:我去厦门旅游,认识了同车一个叫阿丹的香港女孩,相互沟通后得知她也是去厦门旅游,并顺便探亲;到了厦门后,我们曾一同游过鼓浪屿,我给她讲了自己曾做过民运的事并因此而坐过牢,没想到她居然是一“民主2000联盟”的志愿者,临走前她给了我一张“民主2000联盟”通讯录的复印纸张以及她的联系方式。但是后来我并没有联系过她,她的电话也忘掉了。
张姓公安把这个故事记录了下来,看完一遍后,睁着迷惑的眼睛问:“这故事多像是编的呀,谁会相信呢,你能否来得逼真一些呢?”我说事实就是如此,不信也没有办法,他又把我这句话也记了下来,以便把这个戏演得更像一些,起码在上司对笔录表示怀疑时,他可以让上司知道——他曾经若干次质问过了,也算是尽了心尽了力了。旁边另一个小青年发话了:“当时在厦门你住了什么宾馆?有没有和她一起住?后来为什么没再联系?”我笑着帮他们继续编:“第一个问题呢我忘了;第二个问题是个人隐私,我可以不回答;至于第三个问题,非常现实,我付不起国际长途话费,而且手机是双向收费的啊。”
公安的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在最后一次提审中,我问大概多久能判下来,他们说应该一个月内即可将卷宗提交检察院,并告诉我这个案子是市府督办的,坐直通车,应该两三个月可以判下来。但后来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犯人当中流传的一个“常识”——千万不要相信警察!所里的犯人几乎人人都能背出他们对公安的总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磕断的门牙一直不方便进食,比如菜干,稍一碰,牙便剧痛,吃饭时就只能慢慢来。可是一慢又出了问题——我落到了最后,会影响全仓搞卫生,老大于是又大声呵斥,威胁要打我。忍了几天,就请求老大,希望能去医疗室看看。几天后老大带人看病,顺便带了我去。医生只拿把镊子戳了一下就断定此牙已不可能复生,要求我自己想办法扳掉它。回仓后,实在无法忍耐它的疼痛,因为口舌的开合也会摇动它而引发阵痛,于是我下了个决心,将它牢牢捉住狠狠拧了几圈,终于给拔了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豁牙的人,至少在出监前我是无法补上牙的。记得幼时和小伙伴们讥笑掉牙人时常这样唱:豁豁牙,露露齿,我吃馍馍你吃屎。如今,我竟成了这“吃屎”的人。
床板和内仓一样长,上面睡了二十几个人。地上的走道大约有1.5米宽,晚上要睡五六个人。我来得晚,又与老大冲突过,所以被安排在厕所旁的水泥道上睡。早上起来后,被子总是湿透的,因为水泥地总能将体热蒸发的水汽凝成水并渗入棉被。胸口被预审科“老板”打过后,一直在疼,入仓时挨了一顿打全身也疼,再加上睡潮湿地面,脊椎就疼得更厉害,所以白天我就躺在床板上捱时间。本来白天是不允许躺床板的,但老大怕我出事,也就默许了。
这么躺了几天后,老大终还是胆怯,说通管仓的“卢警长”,请他单独带我去医疗室看看,并叮嘱我一定要说是公安打的,别说是他们打的。医疗室其实也没怎么看,只给了一包跌打膏药了事。
尽管全身疼痛,但还是要干活,本来新入仓的要先洗一个月饭盒的,但老大听我说曾患过肝炎,便改让我搞地面卫生。地面卫生的搞法是:每日早、午起床后和两餐完后,先用肥皂打饱五六条毛巾,再用发着肥皂泡的毛巾涂内仓过道和风仓的地面,然后冲水,并用毛巾赶水,一边赶水一边拖洗地面,直到拖干水渍。洗地面的过程中,不得将水溅到寝仓的贮物洞里和风仓的贮物柜下,这些地方要用更多的毛巾事先封堵。洗完仓后,黑脸大汉要来查看,地面任何一个小坑,哪怕是绿豆大的小坑,里面也绝不允许有水渍存在。我那时没有眼镜,视力差,老是搞不太干净,于是好几次被老大和黑脸大汉责骂,只是因为有伤,才免去了挨打。搞完地面后,要把全仓二十多双拖鞋逐对摆放整齐。平时还要注意,一旦哪里脏了,必须马上拖上毛巾去搞干净它。现在我终于理解了入仓那天,抹去我血迹的那两人的熟练动作了。
黑脸大汉给我拿了一套洗漱用品:毛巾、牙杯、牙刷、牙膏和肥皂,另又给了我两张纸皮。洗漱用品初以为是他个人的,心里很感激,后来才知道是老大用集资来的公费买的。至于那纸皮,则很有用,它一面是塑料膜,一面是牛皮纸,睡觉时衬在棉被下,可以隔水汽,于是我睡水泥道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善。
过道与内仓等长,约有8-9米,最前面睡的是一个戴脚镣的老头——是被判了死刑的,只等终审裁定;他后面睡的是另一个戴脚镣的——那个拧过我脚腕的瘦小个子;再后面睡了两个比我入仓稍早的犯人;排在最后的就是我了。我这个地方水湿比较严重,主要是因为离厕所太近。内仓与风仓各有一个厕所,但功用不同,内仓的厕所只准午休和晚上睡觉时使用,而且一般只能限于小便,大便必须经老大批准,但老大实际上极少批准这种请求(除了他自己)。曾经有人因为晚上实在顶不住了,而老大又正熟睡不敢叫醒他,于是先斩后奏地拉了大便,次日早晨便被老大的打手提到风仓去练了一顿。所谓厕所,实际上大约只有1平米,三面用水泥板围拦住,中间一个便池,后面紧靠一个水池,小便至少要冲三瓢水,大便至少要冲一桶水,否则老犯就喊“臭”,老犯一喊“臭”,“新兵”就有挨打的可能。实际上老犯所谓的“臭”,常常是条件反射或者凭空捏造的想象,如同看见烧鸡自然会想到“香”,看见大便自然就想到不得了的“臭”。在这个人多地少的空间里,搞出臭味来是很危险的,尤其是“新兵”,比如有些屁,虽然有响声,但未必有臭味,可是只要老犯听到了屁响,不管距离多远,就条件反射地捂住鼻子叫“臭”,若是这个屁不识相地爆响在老大或黑脸大汉的身边,被打就是最正常的反应结果。
一到夜间,小便的人特别多,小便一完就是没完没了的冲水,而我的被头距厕所仅一尺之遥,浸湿和溅湿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是冲凉。一般犯人晚上是不能冲凉的,必须下午在风仓冲完,只有老大和黑脸大汉才可以在内仓冲。他们冲凉的时间大约要二十多分钟,是由两个小兄弟在旁边舀水往身上淋,他们只须蹲在围栏里体验凉水的滋味。冲凉完后,我的“床头”必然湿成一片,只好拿毛巾去抹。
水池旁边有两个开水龙头,是所里集中供应热水的设施,每天早上7:00、下午3:00和晚上7:30放水。下午3:00放的热水除了喝就是由老大拿来洗衣被和冲热水澡了,晚上的热水除了喝就是用于冲泡快餐面、奶粉麦片,余下的仍是老大冲澡用。水池后半部的水泥盖上放着热水桶,热水瓢是专用的,尽管与凉水瓢一模一样,但千万不可用错。有一次我搞混了,刚将热水瓢伸到水池要舀水冲厕所,突然天空一个霹雳,原来是黑脸大汉在训斥我,并且张牙舞爪地冲到了我背后,真如凶神恶煞。这声音太震耳欲聋了,我竟只听到炸响,而未听清他说的是什么,于是呆愣在原地不敢动。黑脸大汉却收了手,只将拳头在我额头上蹭了一下就回去了。旁边一个老犯小声给我说:“那是热水瓢,千万不要搞错。”我一直不明白:这凉水并不比热水脏,何必如此在乎。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里面就是这样在乎,一些毫微的差别往往意味着等级、尊严与“法度”,老大就是在这些细微的差别里寻找和炮制规矩,并将它放大成可怕的威慑力来维持铁一般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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