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义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5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5 21: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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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第二期,载有杜光先生的文章——《怎样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文章指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社会各界掀起了反思热。这中间接触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三十年改革的最大不足是经济体制改革一马当先,却没有随之配以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当前社会的不够和谐、不够稳定。特别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了腐败丛生、道德滑坡、贫富悬殊。

  文章据此提出了探索“公民社会成长与治理改进”的命题。杜光先生文章认为,公民社会的主要构件有三:一是符合公民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二是要有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三是要有公共知识分子。杜先生文章引用《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三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读文至此,深为杜先生之见解而折服。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充分认识到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和物质享受日益丰盈的条件下又不能不慨叹:杜先生文章所指称的“”是愈益成为“稀缺资源”了。

  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被尊为“社会的脊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的祖先曾经赋予了知识分子崇高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回望现代中国历史,我们依然不乏觅见令我们肃然起敬的高大身影: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不仅以之作为人生的信条,而且为了笃信的主义,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面对以老子党自居的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既不谙国情又颐指气使、遥控指挥、横加干涉,在招致失败后又竭力推卸责任、一味寻找“替罪羊”等等做派的愤怒抗议。须知,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摇篮”时期,年轻的中共党人和知识分子不得不对共产国际和苏共有所依赖和期待,而共产国际和苏共又自视“老子党”,且旌旗所指,无不臣服的背景下发生的。面对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已深感痛心和自责。共产国际和苏共非但不反省自己的指挥失误,反而要借机推诿,拿陈独秀“问责”。陈独秀愤而拒绝:“莫斯科我是不去的!要总结教训就在中国国内自己总结。”“我国革命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领导。”陈独秀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果然,他被自己缔造的党、被自己培养的后来者以“叛徒”之名开除出党。可是,他没有后悔,而是一往无前地走上了“终身反对者”的道路,终于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普罗米修斯”。

  面对刘和珍等青年学生的被枪杀,鲁迅悲愤难抑,激烈赞叹,“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左联五烈士”的被杀戮,他同样怒火难平,“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须知,这时的鲁迅正拿着国民政府不菲的薪金。

  五六十年代,在年轻的共和国走向疯狂的年代里,北大校长马寅初因撰写《新人口论》而遭到猛烈围攻。年近八旬的马老毫不畏惧,“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那种批判者投降。”“我对我的理论相当有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顾准写在大墙上的“罪行交代”,偏偏只有一张白纸,两个黑字:“读史”!顾准说:“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 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这正是一个站在人类文明史高度进行全方位探索与思考的中国当代思想家,一个热爱人类的无私无畏的时代斗十,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启示。

  被誉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执旗人的李慎之先生,曾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但“六、四”以后,因为同情学生运动,愤而辞职。并声言,“决不在刺刀底下做官!”1999年秋,李慎之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朱学勤与徐友渔相约为他分担风险,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风雨苍黄五十年》发表后,李慎之就被剥夺了以本名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权利。

  张森根先生在《一部宣扬科学与民主的科普读本——周有光未能付梓的《朝闻道集》编者感言》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怎样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这是摆在几千万知识分子面前的严肃问题。通常的意见以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就是赋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化人和读书人,质言之,凡能坚守‘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信条的文化人和读书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对当下七、八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多数人——恕我直言,包括本人自己在内——恐怕多半无缘于这一崇髙称号。20世紀80年代之前,也许只有两类文化人够格,一是如马寅初、梁簌溟、陈寅恪那样的顶级人物,敢于公开与庙堂叫板,“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马寅初语),始终不屈服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二是如傅雷那样的自由知识分子,对批胡风、批胡适一概置之不理,直至对抗反右、文革,最后以‘不自由,毋宁死’保持清白之身。之所以出现这一奇特现象,那是因为在严酷的环境下,大多数人不能不考虑生存和活命的问题,而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上个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到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到四五十年代的罗隆基、储安平,到五六十年代的马寅初、梁簌溟、傅雷、殷海光,到七十年代的顾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节熠熠闪光。可是,正如张森根先生所言,“对当下七、八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多数人——恕我直言,包括本人自己在内——恐怕多半无缘于这一崇髙称号。”何以我们大众景仰的“公共知识分子”愈益成为“稀缺资源”了呢?笔者以为,不能排除如下原因:

  第一、民主的极具匮乏。这一点恰如周有光老先生指出的: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民主是不断减少弊端的较好制度。他幽默地指出,“徳先生”和“赛先生”原来是一对老搭档,擅长合作演唱“二人转”。现在德先生没有拿到“签证”。赛先生一个人前来,要他遵命办理他没有办过的“朝廷企业”和“官僚工厂”,感到“水土不服”。由于“徳先生”的缺席或受冷落,那些出场的“赛先生”不敢说真话,或许“赛先生”本人也是假名牌而被赶去充当门面。

  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所以李慎之先生晚年厉声疾呼:要《学习五四,回归传统》。“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要“重新启蒙。”

  第二,强烈的政治高压。与孙中山践行民主宪政相背离,蒋介石无疑是“专制”、“独裁”的。可是历史让人发笑,当年高举反蒋“专制”、“独裁”旗帜的毛泽东,建国后甚至超过蒋介石。这里面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我们不能不追究传统文化的根由了。谁让我们有那么悠久的“专制”历史呢?这里不能不信服高尔基的话,“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因此,李慎之先生告诫说:“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这不能不让我们反省: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究竟在哪里?

  第三,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毋庸讳言,知识分子具有软弱的天性。尤其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环境下,部分人甚至多数人为求自保,自折脊梁,像癞皮狗一样“苟活”,甚至像疯狗一样“乱咬”,或者“识时务”地“摇身一变”,成为“专制”的一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文革中中国知识界的“整体堕落”就是明证。

  第四,市场化后“利益”的诱惑。穷则思变,是一句古训。穷则思富,也是人的天性。改革开放以来,滚滚红尘之下,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多数人趋之若鹜,惟利是图,拜金主义盛行,几成洪流。当此之下,叫做“有权的卖权,有物的卖物,有良心的卖良心,有肉的卖肉”。顺理成章,知识分子有“知识”,那么“卖知识”自然也就大行其道了。如此一来,我们望眼欲穿的“公共知识分子”怎能不成为“稀缺资源”?

  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严重缺失,必然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隐忧:

  首先,知识脊梁的坍塌,会让我们的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失却“精神的路标”。长久下去,我们的民族就会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而患上“软骨病”,这种 “软骨病” 的久治不愈,我们反“封建”的任务就不可能短期完成。而一个“奴”性充斥的民族,是难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赢得未来的。

  其次,知识脊梁的坍塌,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公民社会”的目标。我们将长久地停留在“臣民社会”的“漩涡”里而难以自拔,我们民族的肌体也就很难说是健康的。如此下去,民众对改革的社会目标就可能会产生质疑。

  第三,知识脊梁的坍塌,会让我们中华民族赖以骄傲的“民族魂魄”不知所终。我们将上愧先祖,下愧后人。我们民族的“球籍”问题就不能不让人忧虑。

  古人云: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但愿笔者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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