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谨慎责任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在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和历史选择关键节点上,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细节决定成败,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独立的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就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震天动地、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

作者:,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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