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之際,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正式發布他們共同完成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提出的2030年願景是:把大陸建成「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實現這一願景的途徑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轉變的戰略建立在六個支柱之上;其中第一個支柱是「通過結構改革鞏固市場經濟基礎」,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以及國有與民營部門在經濟中的職能。

該報告的一大亮點是提出國有資本管理改革目標。包括:國有資本必須嚴格限定在具有公共產品性質、一般企業不願意提供的範圍內;國有資本應當盡可能採取金融形態而不是產業形態;當地方融資平台資不抵債時,可以透過出售國有資產填補缺口;打破石油、石化、電網、電信等產業部門的壟斷和寡頭格局。在競爭性行業,國有股權應該分散化並最終轉讓給非國有部門。到2030年,競爭行業中的國有企業應該基本上變成民營企業。

無獨有偶。吳敬璉先生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不僅反思了南巡講話的歷史意義和留下的遺憾,還提出重啟改革議程,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他說,1988年的經濟危機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官方意識形態「回潮」,經濟體制「回歸」。在這國運攸關的時刻,南方談話扭轉了乾坤,為重新啟動市場化改革鋪平了道路。但是,吳敬璉指出,1992年重啟的改革有一個明顯的遺憾,就是只講經濟改革,不提政治改革。

鄧小平在1986年說過,「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這是當前大陸經濟體制改革不徹底並且出現倒退的根本原因。當改革推進到壟斷國企和政府職能時,總是遇到很大阻力。「十五大」提出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只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企才保持控制權。可是「十五大」的決定在2004年之後就不再執行了。2006年出現明顯的倒退:大陸確立了由國有經濟保持「絕對控制力」的七大戰略產業部門,以及保持「較強控制力」的若干基礎性和支柱產業。

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衡量,大陸成績斐然;但是以體制和增長方式轉變來衡量,大陸失去了十年。2001年,吳敬璉先生的著作《,我們正在過大關》出版。現在11年過去了,我們仍然站在「大關」前面。如果說1992年的改革是決策者主動推進的,那麼下一次改革有可能需要依靠危機推動。可是,當政府應對危機的時候,不可能分流多少資源用來推進結構改革,因此「危機推動改革」的結果難以預料。當年滿清統治者不捨小利,結果錯失絕無僅有的立憲機會,丟掉社稷,平添戰亂。當今大陸如果犯同樣錯誤,結局很難設想。

大陸當前的局面與鄧小平南巡之前的局面非常類似:官方意識形態「回潮」,經濟體制「回歸」;在現有體制中受益的群體掌握較多話語權、對決策者有更大影響力;現在受損、但能夠從下一步改革中獲益的群體,現在擁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相對較低;至少在下一次危機來臨之前,全能的政府仍然完全擁有決策的權力。

一個即將屆滿的領導集體是不太可能做出「重啟改革」這樣的重大決策的。但是,如果人民表達出足夠強烈的願望的話,一個即將上任的領導集體有可能做出某種承諾。

因此,在「十八大」之前能否重聚改革共識,可能決定大陸的下一輪改革到底是決策者主動推進的,還是依靠危機推動的。

(作者是大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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