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罗书记,就想起毛主席来。他样子像足了毛主席,首先是发型,头发往后梳,亮出高高的额坡。他也有肥而松弛的脸颊,微微翘起的下巴。就是没有那颗痣,大家说,下巴有痣没痣,就是主席与非主席的区别。他只是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服装也像,中山装,只是毛主席的中山装是特制的,领尖特别长,他不能做到。夏天,他就白衬衫,扎在皮带里,毛主席去农村视察时就这么穿。休息时,则是那种圆领汗衫,叫老人衫。我小时候临摩过毛主席去农村那张画像,留心过,那白衬衫里面穿的就是老人衫。其实老罗是我书记时,我也老穿这种汗衫,但只是因为方便,好穿,并非模仿谁,也模仿不来,就跟陈佩斯跟朱时茂戴同样的帽子,陈佩斯戴着像特务,朱时茂戴着,则是地下工作者。

   
动作也像,说话语气更像,句式全是毛式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每个时代的人都追星,并不只是我们这时代才追。那时代的星就是毛主席。而且那时全中国只有一颗星,而且不是文艺之星,而是革命之星,那是高级的,会让人抛头洒血的。追久了,就潜移默化了。那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从穿戴到言行很像毛主席的政工干部。

   
也许潜移默化他的,还有他的父亲。他父亲二、三十年代跟着张鼎丞打游击,对首长忠心耿耿,老革命了。后来当上了地区专员,是典型的毛式干部。他直到去世,都不习惯坐沙发,要蹲在沙发上。

   
罗书记的思维方式更是毛式的,即便到了80年代。对当时的方针政策的改变,我估计他是不能理解的。但作为支部书记,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得说服群众去执行。于是这种错位,在他身上常形成奇观。关于他的笑话有不少,比如他承认知识重要,但是又觉得食堂工友更辛苦,更有价值,说:“没有工友做饭,你们能教学?”又比如,他教育学生,当然不是阶级斗争那一套了,而是讲品德教育,但是仍然用那种逻辑:“一个人好吃,就会没钱,没钱,就会去偷,去偷,就会走上犯罪道路,成为人民的敌人。”

   
有一次国庆文艺汇演,一个教师穿着中山装,上台朗诵“啊,伟大的祖国!”雄壮、豪迈,他非常高兴,大为鼓掌,说:
   
“要是扎上军皮带就更雄壮了!”
   
其实,现在想来,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奇观,也是那时代的奇观。穿中山装扎军皮带,跟穿西装不打领带,或者戴麦克镜不撕商标,都是“思想解放”的80年代的奇观。

   
前年,几个旧同事碰在一起,说罗书记已老了,体弱多病,商议什么时候一起去看他。我不言语,虽然我自以为奉行“只有公敌,没有私敌”的原则。也许他并不是“私敌”?要说“私”,他对我还是有私恩的,虽然这个恩并非我所意愿。当年,因为反抗毕业分配上的“走后门”,去闹,结果遭到更严厉的惩罚,记过处分,我就学的大学一个校长还扬言要把我发配到山区去,市区的单位去要我,都被拒绝。这时他去要我。他主政的中学虽然地处农村,但属于市区教育局,对我来说,应该算是幸事了。当然我属于破罐破摔的性格,并不领这个情。我极不愿意当中学教书匠,认为中学教师干到头,就只剩下最好的中学生水平了。我甚至宁可去山区,许多年后我久陷于这所学校,就曾跑市教育局要求去西藏,结果人家说:

   
“你以为你想去就能去的?西藏是边疆,你这种人去,叛国投敌怎么办?”
   
但他当年要我,也是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我们素昧平生,没有无缘无故的怜悯。一是他所主政的学校不容易要到本科毕业生,二是又听说我有才华,他相信他能感动我,从而使用我。他找我谈心,让我不要有思想包袱,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正需要人才,而人才又青黄不接,你看,老教师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你看你教研组长,还有教务处主任……好好干!我答:

   
“校长给我当,我都不当!”
    他的脸灰了。
   
接着他应该发现,他以为捡到了宝,其实是烫手的山芋,甚至是炸弹。这炸弹还是不定时的,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遭到麻烦。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发。一个晚上,我还喝着酒,拎着酒瓶,冲到他办公室,他一个人在,很是惊慌。校园凄凉出鬼,如果我动手,还真没有谁来救他。他后来到了见我就扭头的地步。大家说:学生见书记扭头跑,书记见你扭头跑。有一次他说我:

   
“你就是神经病!”
   
当然他也应该明白我为什么爆发,因为他不放我走,每次要求调动,都被他卡住。那时候不是现在这样想走就走的,必须调档案,他死死卡住档案。我这么给他添乱了,他为什么还不放我走?因为怕引起群体效仿。那学校,几乎谁都想走,到市区的单位去。他千方百计留住教师,也算煞费苦心。当时,我跟一个女教师谈恋爱,被密告到他那里,据说他甚为高兴,指示:不要打草惊蛇,让他们谈!谈成了,一结婚,两个都走不了了,我们就拴住两只蚂蚱了!

   
可惜没有谈成,两只蚂蚱连个手都没拉。
   
许多人恨他,就因为他不放人。所有的努力到他那里,都被击打粉碎。怎么求情也没用。他很原则,很“马列”,据说人家曾经送他一台电视,他把电视摔到地上。但是也有人说他:“原则,原汁?原汁都给自己喝了!”比如他会利用他在学校的权力,把儿子安排在好班,让教得好的教师给他儿子辅导。现在我自己也当父亲了,我问我自己:我再原则,能在子女事情上“原则”吗?特别是读书问题上。

   
但这么想,只是我没出息,不要江山要儿子。他更要江山。他大权在握,这学校就是他的学校。也因此吧,他那么倾注全力,那是经营他自己的家业。只有自己的才珍惜,才不遗余力。

   
他是这个学校无可置疑的主人,就好像毛泽东是这个国家无可争辩的主人一样。这种思维根深蒂固,已经到了潜意识了。反罗书记就是反党,哪怕是整党的时候。有一年整党,我去会场找他,仍然是要求调动的事。他出来了,朝我喊:

   
“你不要吊儿郎当!现在就在整你们这种人!”
   
我很惊愕,不是整党吗?我又不是党员,应该是我整他,怎么也成了他整我们了?这大概是他的下意识的反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可见整党都是怎么回事。

   
他平时跟我们一样住在学校里,我是为了逃避父母管束和无法承受交通折腾,才住那种鬼地方,他是自愿的。他经常号召我们要“以校为家”,当然,这跟他的“以校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以校为家”,就是以他的“校”为“家”。

   
也许还因为他的家缺少温暖?他的妻子长期生病,子女三个,两女一男。大女儿痴呆,儿子也不是太聪明,只有二女儿,据说挺聪慧,但跟父亲谈不来。一般年轻人跟前辈都会观念冲突,何况他这样的父亲?现在不知道还冲突不冲突?也许不了,孩子成熟了。但是他跟这个时代,估计冲突更大了,他已经被这时代抛得远远的了。

   
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传说,他跟保姆结了婚。是的,传说。一件该怎样就怎样的事,成了神秘、诡异的传说,因为这种事似乎跟他的硬磕磕的形象不符。当年,就有传言他跟一些女教师。但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一个是在他权力在握时,一个是在他退休没了权力后。人有七情六欲,老了要人照顾,人不是钢铁,但可悲的是,他所宣扬的主义说他们就是钢铁;更可悲的是,说自己是钢铁的,偏偏最容易腐朽,于是,人们就有理由拿钢铁寒碜他。

   
他退休以后,很少有人去登门拜访。他彻底地丢失了权力,丢光羽毛的孔雀不如鸡。他得学会作为普通人与人相处,但是并不容易。偶尔,老同事聚会,请他去了,大家谈起当年的事,有人仍心怀怨恨,有人仍骂骂咧咧,他很尴尬。他是否会后悔?当年的孽债,多少是他不该承担的?但又多少是他应该承担的?

   
据说他也因为待遇没能得到落实而不满。当年我们,可是真干实干的,哪里像现在!但得到报偿却那么少。他也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会去上访,就像那些“”者成了“被维稳”者。在由某人或某团体说了算的制度下,谁都可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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