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人应该说出曾经的罪孽

 

顾则徐

 

 

温总理在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以为,“文革”重新发生危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缺乏过来人的“坦白”——实事求是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荒唐。没有“坦白”,就不会有教训。没有教训,荒唐的事情就会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会有重新再玩一下的欲望。

 

“文革”结束之后,全面否定“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而被确立,但是,这一全面否定只是被作了简单化处理,在事实叙述方面则被模糊化,以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帐。巴金曾提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目的便是希望后人能够了解真实的“文革”,吸取教训,以能使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但至今中国尚无得到官方认可的“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物化形式,比这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话语,也即过来人态度坦白的叙述。

 

“文革”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入了进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能逃避,除极少数的人只是受害者或迫害者外,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后叙述受迫害的人比较多,但由于对“文革”只是简单否定,因此,不仅受迫害的叙述十分有限度,而且对迫害他人的叙述更是被回避,至今只有非常个别的过来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迫害他人的经历。我以为,受迫害的叙述诚然重要,但迫害他人的叙述更为重要,不然,“文革”的历史就成了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从而被迫害的事实就无从证明,后人反而以为被迫害的叙述是编造。更危险的倾向是由于迫害事实的被掩盖,过来人羞于说出自己曾经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盖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为美好,向后人叙述“文革”曾经的美丽,比如把积极参加打砸抢、批斗说成有理想,把没有独立人格和不辩是非说成单纯,把不花钱全国串联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诚然,提倡反思“文革”的人也不少,但不说出事实的反思并没有太大意义。天主教讲究告解,通过把自己的罪孽说出来求得上帝宽恕。上帝诚然总会宽恕罪孽,但前提是要把罪孽说出来。现在五十岁左右以上年龄的人,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实际都有过罪孽。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小学毕业,虽然我只是个孩子,并因为不是“好学生”而比较少罪孽,但终究还是有过罪孽。我曾经在批斗会上喊过口号,曾经向“四类分子”丢过小石子,曾经跟在一个疯癫了的寡妇后面起哄“地主婆,地主婆”。“复课闹革命”时候,按照班主任的布置给她写了我今生唯一一张大字报,大概文字比较通顺,她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我看见她在被我“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中,眼睛里闪着泪花,至今无法忘记她那战抖的声音。

 

“文革”中的过来人,即使那时候还是孩子,有几个人不曾有过罪孽?诚然,有的人可以用时代性盲从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无法反抗、服从指令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人人都有的罪孽就不是罪孽为自己辩护,但是,前提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告诉孩子、告诉青年曾经的事实。如果不说出来,不让后人知道真实的“文革”,跟他们用美好的回忆叙述自己曾经如何有道德、有理想,使他们以为那是个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便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再次犯下不能宽恕的罪孽。正因为缺乏过来人的“坦白”,今天便有一些青年被“阳光灿烂”、“激情燃烧”所蒙蔽,构成了重新发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文革”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行将老了,应该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将来,说一声:我曾经有过罪孽。

 

 

2012-3-16

发表于2012-3-18《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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