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说:把文革简单的看作权力之争,是肤浅的。

  可惜,如果不把文革看作是权力之争,就上当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就是用群众运动的烟幕,掩盖权力争夺的实质。

  很多人辩解:以当时刘少奇所掌握的权力资源,根本无法对毛构成威胁。

  这话没有错,事实上,无论是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还是刘少奇,林彪,对毛的最高权力都没有野心,甚至满怀臣子式的忠诚。刘少奇是主抓行政工作的,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在觊觎党权。他所做的,只是从毛的权力羹锅里舀去一勺汤水,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文革时期所树立的近乎变态的个人崇拜。(后来毛自己也感觉无趣,拉了林彪来做伴)。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一:文革是思想斗争,路线斗争。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被逼退二线。刘少奇主持行政工作,恢复经济。这时,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刘所做的,只是用更灵活的方式盘活经济而已。对于毛的所谓“总路线”,刘少奇等人小心翼翼的不予触犯。“三自一包”,只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形式,只要具备起码的经济常识,就不难看出,这对改善民生当然是有利的。这一点,毛泽东心知肚明,但是,为了打倒刘,却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路线。

  62年之后,经济的恢复工作是显著的,大饥荒所造成的困难局面得以扭转。刘少奇的工作,救了很多国人的命。不过,这要了他自己的命。试想,掌握着无限权力的毛退居二线,而经济工作却起色了——对于毛来说,这就是背叛。

  彭德怀反党了,张闻天、王稼祥反党了;刘少奇叛变了,贺龙、陶铸叛变了,最后,硕果仅存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叛变了——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名叫李九莲的19岁女子给未婚夫写信,私下里疑问: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封信被告发,李九莲遭到逮捕,后被执行死刑。

  毛与刘的斗争,究竟是宗派权力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这个问题,今天庇护文革的诸公,如何回答?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二:“文革”是一场群众运动。

  今天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很难界定“群众”两个字,就好象很难界定“人民”两个字一样。谁是群众或人民?是不是读了书的人民就不是人民,就叫做“臭老九”,是不是富裕了的人民就不是人民,而成为了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是做了官的人民就要算做“当权派”?

  当年的实际情形是:权力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说你不是人民,马上就再不是人民。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本来是人民,后来不是了,支持他们的人当然也不再是人民;林彪先前当然是人民,后来也不是了,连累了很多人也不再是“人民”。

  事实上,当年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人才配叫做“人民”。

  文革时候,更加没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有的只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大辩论”就曾经发出过反对毛的声音,很快的“军管队”进驻大学,指导革命方向了。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忠字舞,语录歌——而当年,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错一句话,读错写错一个字,弄破一张领袖像,摇身一变成了“反革命”,家破人亡——

  所以,文革决不是什么“群众运动”,更没有什么“四大自由”。那是在权力绝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说到底,是纯粹的“权力运动”。

  “文革”认识的误区之三:文革时代,政治是廉洁的。

  这是对文革最大的误读。毛泽东为了独擅大权,要除掉刘少奇等人。但是,有一部纸面上的宪法挡在那里,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共和”挡在那里。所以,毛要发动宫廷政变,只好打乱全国形势,浑水摸鱼。为此造成的国家经济的巨大损失,即是毛的“贪权”导致的。

  1960年代的“大饥荒”,很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被毛拒绝,而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出口或“支援”其他国家;70 年代的大地震,国际社会要救援,同样被拒之门外。这样做,为的只是毛的面子,当然,宣传要说:这是为了国家的面子,自力更生。

  毛的这张脸,价值几千万条生命。

  历史的真相是:且不说毛泽东自延安执政以后,私生活就极不检点。文革期间,天文数字般的领袖像、领袖像章、领袖塑像、语录碑,发行量世界第一的领袖选集、语录,疯狂的个人崇拜背后,是对民脂民膏的巨大浪费。

  但是毛最大的腐败,却是贪污了两个字:共和。

  今天很多过来人的记忆里,文革是个单纯朴素的时代。不错,在这段岁月里,传统文化的余荫仍在,革命的理想正在燃烧,虽然一个特权阶层已经成形,但是他们只集中在权力上层,还没有蔓延到社会。暴力革命的“均贫富”之后,虽然阻遏了社会的经济活力,却制造出一个公平、平等的假象——

  而这些“革命的果实”,恰恰是被文革断送的。

  文革中近两千万的死难者,有几个是贪污腐败分子?相反的,这一场斗争中倒下的,多是党内一些不肯随声附和的清流分子。(最典型的,当属那个梗直清廉的彭大将军)正是通过文革的一番运作,权力无限神化,最终失去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成为一纸空文,为贪污腐败的蔓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莫道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认识“文革”的误区之四:文革和毛泽东是中国的特例。

  毛式的伟大领袖,不是中国的特产;文革,也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前苏联体制在世界上的蔓延,催生出一批伟大的领袖和救星来。从斯大林到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阿尔巴尼亚的霍查,东德的昂纳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利比亚的卡扎菲,扎伊尔的蒙博托,等等。

  在最幸福的朝鲜,金氏三代人都做了人民救星。

  在这些领袖和救星诞生的国度里,文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过。形式不同,结果却完全相同:权力最终集中在个人手里,权力变成神圣高大的偶像,只可崇拜服从,不能监督约束,当然更不可替代。

  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决不孤单。

  认识真正的“文革”,需要回答:

  一段时期以来,谁在庇护文革,谁在继续神化毛泽东?90年代后,文革一度是出版、影视的禁区。而与此同时,红歌在唱,红戏在排在上演,红书在出版,红家属不断上位——这些动作,是普通民众搞出来的?

  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这一篇文字,在今天的多数网站,是要被删除的——这样的文网,是人民编织的?

  毛不是民众的保护神,他是现行权力体制的保护神。

  认识真正的毛泽东,方法很简单,也最有说服力:把文革时期的报纸、影象、书籍、海报——对于过来人来说,是“复习”一遍;对于青年人来说,是“学习”一遍。看完这些毛泽东时代的资料,一个活生生的毛就在你眼前了。如果这个毛泽东可以称之为“共和国领袖”,那么,秦始皇无疑是共产主义导师了。

  谁在怀念文革?

  中国的官员向往文革,毕竟,“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力体验太过瘾了。

  中国的一部分老百姓怀念文革,而且需要承认,这个群体仍然庞大。

  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在村里人用上电灯之前,村头已经安装了两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的宣传毛的恩德。小时候,公社的电影队不时来放一场免费电影,当然,电影的主题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上学之后,学习最多的仍是毛的教导。

  毛泽东和文革,是一代人的文化启蒙。工业化的传播技术,不是用来普及科学和民主,而是用来推动权力崇拜。

  今天街头屋后仍然可见的标语口号,虽然拙劣,却是不少人仅有的政治意识。而真正的思想和文化启蒙,却一直被顽强的压制着。

  当一个体制被用来制造蒙昧和偏执的时候,它的力量显然是巨大的。

  与其说今天的一些民众怀念“文革”,不如说,他们在向往公正和廉洁。而把公正和廉洁寄托在一场荒谬残酷的政治运动上,却是最大的悲剧。

  真正意义上的“均贫富”,不是把富人变穷,而是把穷人变富;我们需要一大群自己的洛克菲勒、比尔盖兹和松下幸之助,需要这样的企业家创造财富,而不是把他们拖到街上去活活打死;今天的社会不公,堕落的不是资本,而是权力和权力化的资本。所以追求廉洁的途径,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制约权力。当权力成为高高在上的神话的时候,它不会缔造廉洁,只能催生荒谬,并最终演化为腐败的源头。而追求平等,不是把城市的年青人送到乡村去“再教育”,而是把乡村的年青人送到城市里去,送进大学——真正的大学里去(不是今天的教育产业化的垃圾大学)。而对于知识分子,不是把他们当做“臭老九”打倒在地,而是应当普及教育(真正的)和文化,把全体国人变成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之间需要的不是对垒和仇恨,而是融合与流动——

  这些是今天的社会应该具备的常识。离开了这样的基本常识,任何理想或理论都难免走向病态和丑恶。

  在今年两会的尾声里,温家宝总理提及“文革遗毒”,忧心溢于言表。消除“文革”遗毒最好的方式,是改革政治体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廉洁、文明的社会。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即是“文革”遗毒——这就是今天社会的症结所在。权势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百般庇护文革。文革死灰的复燃,处处可见权力的手在扇风。

  中国的未来,也因此迷离扑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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