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在四个方面，即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调整劳资关系是广义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工资，都在内。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加班，过劳死，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第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该地方做的事情，中央一定不要管。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定。
国家发改委主要任务应该是使用经济杠杆落实产业规划。中央银行控制你的银根就行了，控制你的利率、准备金率就行了。如果涉及跨省的利益，中央要协调。省内的项目，中央最好不要干涉太多。
民主政治怎么搞？民主政治要搞，一定得有地方自治。首先你得在集权框架内，做一些准备工作，把权力下放，到时候再推进，困难和阻力就要少得多。
第三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该社会办的社会办。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第四个，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土地的使用，有私人的层面，也有公共性层面。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不涉及狭义的产权；私人层面的事情就不要干涉。集权不要干涉，民主也不要干涉。不能说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把人家的承包地拿走。这是公民个人的财产。现在，农村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焦点都在这儿。对农民的承包权，没有谁有权力说拿就拿。如果要拿，一定要通过法治程序。比如说法院要介入征地，一定要是重大公共利益的要求。
这四点，是四根难啃的骨头，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
二、下决心做好产权改革
要说改革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改革确实要“真改”。
第二个共识，可能有些人反对，但我要强调，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
第三个共识，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平等的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稳定，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不爱讲“稳定”这个词。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他讲了自由、平等、民主，但他也讲了稳定，但是，我们不爱说或有看法。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风险很大；社会不稳对老百姓是有坏处。
这四个问题，要分个层次，焦点是自由，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革，后面的平等、民主、稳定，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有了这个共识，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稳定、民主的问题；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
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第二个，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认同。要精心塑造中华民族主体，否则必有后患。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风险就大大降低。有风险，也会是在可控的小范围里。
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不该政府有的权，政府不能要，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给下级政府。
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民不富，国怎么富？还是要藏富于民。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才可能创新。“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收税，在向民间采购。例如，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国家可以采购。没有民富，你收什么税，你采购什么？
三、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靠“革命”重新分配了土地，现在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用老办法，但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土地。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我们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真正“人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受约束，凡是妨碍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保障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支持。
要重新认识“公有制”的内涵。其一，国家对重要资产（如一部分土地）的使用进行合理干涉，用税收杠杆对其“公共性”导致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是更有意义的“公有制”，而不必非要拥有这些资产。其二，公有资产的使用权也可以“物权化”，成为公民的财产，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就应该是农民的财产权，要像保护农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改革中就会减少很多人为的阻力。
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对话环境。媒体和社会团体要参与和促进社会合作，特别是推动社会各界和政府之间对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实现社会合作、创建和谐社会的行动中枢。对于重大公共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可组织公开辩论，组织听证会，以便把争论纳入“主渠道”，比民间自发辩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一句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广泛对话，不能走马观花。
四、把现有改革空间利用够
我不知道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只能说我希望的突破点是什么，那就是更深地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而其核心是保护的财产权。还是产权问题。
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进程是从上而下的，但是，直到现在，发达社会的基层民主建设还远没有完成，一直在做。比如，英国1999年才恢复英格兰议会；意大利是“国家的民主制，地方的帝国制”，总理是选举的，但省以下的官员是任命的，后来也在改。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在改。可见，民主政治发展是个长期过程。民主只是公共领域的游戏规则，不能覆盖全社会。必须要认识到，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一定在逻辑上先于公共领域的民主。
现在，大家都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多深算深，多浅算浅？更需要考虑的是，在现行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之下，改革的空间还有有多大？我认为有空间。把可利用的空间基本利用够，有利于降低风险。司法的独立性增大一些，可以吧？产权改革可以吧？
要说改革的智慧，那就是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把容易改的事情，容易做的事情，都做完。在此过程中，涉及体制的改体制，涉及权力的调整权力，步步为营，步步推进。
关于改革的突破，我最想说的是：要把握好节奏，自由、平等、民主、稳定，这四个步骤要把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了解情况，保持勇气。
还有细节问题。现在，在改革突破的问题上，搞政策研究的和执行政策的，往往是两张皮。搞政策研究的人，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有些执行政策的人却相对保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法律必须遵守；必须落实；但我们有些时候立了法律却可以不执行。现在红头文件的权威也下降了。这种局面不改，改革难推进。
（上周二与新京报曹保印谈改革。今日新京报纳入以“改革五人谈”为标题的采访报道。另四位先生是迟福林、袁绪成、郑永年、周超。这里是我自己在发表前改定的，发表时略有删节。本人帖至这里又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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