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刚刚过去的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看到邵建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用“风雨苍黄”四个字概括了胡适之后的五十年。
   我最早知道胡适,应该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说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记得当时还考过一道题:陈独秀写过一篇《文学革命论》,胡适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看他俩谁更牛。标准答案是老陈更牛,因为他是“革命”,更坚决更彻底,而胡适是“改良”,太温和,太妥协,缺少革命精神。类似的“思考题”还有一道,通过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发表的抗日宣言,比比他俩谁更抗日更坚决,标准答案是毛更牛。
   高中开始看李敖的书,李敖自认是胡适之的小朋友,但对胡适讥诮多于尊敬,倒也贯彻了他《老年人与棒子》一文的精神。通过零散片段知道了一点胡适,但是有限,只知道他整日笑嘻嘻的,怕老婆,常陪老婆打麻将等花边。中学语文里鲁迅骂梁实秋和新月派的时候,胡适也被语文拉出来展览过,好像说《新月》是小资产阶级杂志,一帮文人小骂大帮忙,没鲁迅柔石胡也频他们厉害,敢拿命跟国民党死磕云云。
   上大学以后,一位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老师给我正式“开了蒙”,这位胖胖的、气喘吁吁的老师,用半个学期讲了一下胡适,说胡适其实是个大牛人物,无论写诗还是搞学术,随便一弄就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没长性,兴趣太容易转移,老是弄半拉子工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截到死也没写出来。那位历史老师犯过“政治错误”,很多年学校不给他分房子,我好像去过他家一次,一家三口一个单间,一个大床,门外做饭。但我到底但没有去过?记忆有点模糊了。
   那时候太晚熟,老师讲的好多东西,都没记到心里去,但我开始真正想一些事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所以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工作以后,正好碰到民国热开始起步,从张爱玲钱钟书周作人他们开始,到沈从文梁实秋徐志摩,直到胡适微笑着走出来,民国热的主题演出才“哗”地正式拉开帷幕。随即,要“革命还是改良”、“救亡还是启蒙”、“要鲁迅还是要胡适”、“鲁迅属于20世纪胡适属于21世纪”、“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谁重要”等篇目依次出场,各种论战,煞是精彩。现在回过头看,那几年是知识界十年来最好的时光,当今思想文化界有分量的人物,就是在那几年走上舞台的。
   那也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几年。我在青少年时期喝下了太多“狼奶”,大学时开始“断奶”,但苦于找不到解药,毕业的几年才正式开始“吐奶”,至今仍觉得余毒未净。但已经不错了,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启蒙,我现在得是多么可怜的一个人呢。每想到这儿,心里就几分庆幸,几分痛恨,又有几分感激。
   我喜欢鲁迅,也喜欢胡适,但与不少人的感觉相反,我在感情上与鲁迅亲近,对胡适更多的是敬重。鲁迅的严厉和苛刻,绝望和不宽恕,对我来说都可以理解,对其文章幽默之处也颇能领会,而对胡适,更多的是一种温情的敬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珍惜,因为如他这样理性又乐观的人在中国,实在是太过稀少。
   朱学勤写过一篇《愧对顾准》,在鲁迅和胡适之间,我自觉比较愧对胡适。鲁迅本来就有大绝望,他属于黑夜,而胡适相信未来,深信如果多研究些问题,这个世界会一点点变好,如果为个人多争一些自由,就会为国家争到自由,但自他加入新文化运动到现在,正好将近百年,一百年的时间,我们给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带去了最坏的消息。
   所以对于胡适先生,我有一半感谢,另有一半惭愧。
   韩寒和方舟子的论战,已经超越了论战,成为知识界的大检阅,结果令人悲观。在硝烟弥漫处深思,越发怀念胡适,他对待批评的理性态度,他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对“容忍”的以身作则,都成了这个时代的空谷绝音。
   有这样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胡适先生说的,问了几位朋友,也不能最后肯定。不舍得放弃,现摘录一下,因为可以用来评价很多事情,比如学雷锋。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
  
   建议家长给小孩子们选书的时候,给他们读一些胡适的作品,通俗易懂,说理透彻,有如清水,很有益于小孩子的身心。
  
   潘采夫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