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之链断在哪里

　　“基本说清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说清污染物排放状况、说清潜在的环境风险”是我国环境监测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要想实现“三个说清楚”，必须用公开倒逼“说清”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已经开始了“破冰之旅”，在此领域超越了不少国家。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在一些地方采访发现，当前我国环境信息公开仍面临信息收集难、企业公示难、环评造假、监测失准、基础薄弱等诸多难题和挑战。

　　受访专家指出，“基本说清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说清污染物排放状况、说清潜在的环境风险”是我国环境监测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要想实现“三个说清楚”，必须用公开倒逼“说清”。

　　这些信息都在哪里公布

　　近日，本刊记者在西部某县环保局采访时，一位工作人员对县境内国控省控重点企业排污监控、环境信息公开等情况侃侃而谈，本刊记者问：“这些信息都在哪里公布？”这名工作人员答道：“在我们单位大楼公示栏内。这是内部情况，不能公开说。”

　　2008年以来，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向20多家环保、环评部门和企业发出环境信息申请，大部分单位以沉默回应，答复的仅有5家，且都存在造假现象。“过去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还定期公布水质、污染排放和污染源信息，然而这两年盖子捂得更紧了，环境信息公开遭遇三重”暗门槛”：不发布信息、发布的信息”瘦身”或者造假。”该中心执行主任冉丽萍说。

　　2011年12月14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蓝天路线图工业污染源定位报告》，首次披露并定位了我国1000多家由环保部确认的重点污染企业，不少著名国企和外企赫然在内。这是这家民间环保组织绘制“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的初步成果之一。“过去重点污染源信息没有整合与加工，非常散乱而隐秘，是只有少数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才能看懂的”秘密图纸”。我们收集各地环保部门数据，形成新的信息模块，建立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和空气污染数据库，让排放超标企业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2010年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和达尔问等民间环保组织发现多达27家疑似苹果供应商出现环境污染问题，一年半时间内这些环保组织多次试图和苹果公司联系，共向公司总部和亚洲区发出5份报告，但苹果公司一直不予理睬，甚至在回复中提到“长期的政策就是不披露供应链”。直到2011年9月，迫于各方舆论的持续压力，苹果公司才与环保组织首次就污染事件展开谈判，推动事件往良性方向发展。“总的来看，这个案例还是好的，我们经常碰到的是，即使给企业打上百次电话，发几十封信件，也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马军说。

　　环评造假多有发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说，我国的环境法规是从行政管理角度来立法的，一环扣一环很严格；而环评制度，则是整个管理体系的“第一关口”和源头，也是政府控制环境风险的重要手段。

　　但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环评造假现象多有发生，难以挡住污染项目。

　　2009年，北方某旅游胜地计划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当地民众由于担心带来污染，提出质疑。一些专家和民间环保组织调查核实后发现，该项目环评报告多处造假。

　　报告把厂址说成“园地”，而经现场核实发现，这里不仅属于基本农田，还树立着大型标志牌“农业部玉米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和“农田保护区”。此外，该环评错把工程建成后本身排污引起的环境影响预测值，当成了该项目所在地能够承受的环境影响数值，犯了重大原则性错误。报告在公众参与环节弄虚作假，写道：“发放、收到现场调查问卷共计100份，100%同意该工程选址。”事实上，自发签名反对该焚烧项目的当地农民多达1000多人，并有多个村委会盖章。由于造假等问题，去年这一项目的环评报告批复被有关部门撤销。

　　环境保护部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2009年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抽查情况的通报》显示，75家被抽查的环评机构，30家出现了质量和管理问题，比例高达4成。

　　王灿发说：“环评报告为何造假？最大的制度漏洞是环评制作方由建设业主委托，不达到人家的目标就不付钱，利益绑在一起，环评只被当作”手续”走过场了。”

　　某省一位环评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现在环评市场越来越大，许多没有资质的公司采用“借牌挂靠”或以分公司的名义承揽业务。这些公司的人员和能力不匹配，且主要忙于评审“公关”，每年做上百份环评却只有五六个人。许多环评工作者只是干匠人的活，把可行报告粘贴、复制一下，数据放进去就行了，很少实地考察。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环评报告是一个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进行采购，只有这样，才能遏制造假现象，切断利益链。

　　监测不准的深层原因

　　环境自动监控系统建设和使用是各地加强环保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环保部要求，自2012年起，所有国控重点企业排污费核定和征收工作，必须应用自动监控数据，并将监控数据应用纳入年度环保工作考核。本刊记者采访发现，自动监控系统应用却呈现“上严下松”的局面，一些监测数据失真。

　　2010年8月，甘肃省环境监察局在对张掖市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张掖巨龙铁合金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该企业除尘设施停用，执法人员对自动监控设备进行了检查，发现企业矿热炉产生的废气在除尘设施停用未通过监测设备的情况下，显示着正常排放污染物的数据，很明显，企业在编造假数据。

　　2011年，环保部在检查中发现，某上市企业外排废水COD超标排放，电缆沟积存高浓度污水，与环保部门联网的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

　　去年，中部某省环保厅对全省40家省管电力企业自动监控设施进行了专项检查，发现近三成电力企业为了逃避监管，在自动监控设施上做手脚，在数据造假上做文章。调查还发现，一些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采样口或流量计安装不符合国家规范，自动监控设施监测参数不准确，部分数据失真。

　　在受访专家看来，自动监测“测不准”有深层次的原因。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执法软弱，面对发现的超标排污数据，不敢执法，不愿触及矛盾，于是仪器参数人为随意调整，数据造假行为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说：“促进监测体系建设，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加快科技攻关，同时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度，加强公众监督，才能解决好”电脑””自动化”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治的基础研究滞后

　　2009年和2011年，河南省济源市、灵宝县先后发现两起大规模血铅中毒事件，但有关部门在反复调查中发现，企业均达标排放。一些专家认为，血铅事件暴露出来的“达标中毒”怪现象，充分反映出我国对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治的基础研究滞后。

　　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环保所所长李韧说，重金属在各环节之间转移累积，不会降解、不会消失，重金属累积是个大问题。近些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但对重金属防治的研究没跟上，配套的技术、标准滞后。比如，对铅污染的研究铅在土壤中多长时间后会对农作物产生影响，会通过食物链影响到人体等等都是空白。

　　李韧说，对于产业密集区的环境保护，不能仅满足于企业达标排放，还要进行环境容量研究，制定特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限制重金属行业在一个地区的产业规模和企业寿命，并将污染固化在特定区域，不能扩散，但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非常薄弱。

　　本刊记者在中西部一些地区采访了解到，在广大县域，监测能力、监测体系建设非常薄弱，大部分县只能进行污染源监测，尚无力进行环境监测。

　　青海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王勇介绍，青海有8个市、州，46个县，但到目前为止，挂牌的监测站只有19个，其中能开展工作的只有9个，无法落实正常的监测制度。全省环保监测在编人员仅250多人，就连26个重点县的生态质量考核监测都无力完成。

　　西部某县的一位环保局局长说，由于监测仪器缺乏，当地的排污监测主要请省级监测部门来搞，一般一个季度来一次，至于环境趋势监测根本没有数据积累，一片空白。

　　据了解，甘肃全省共有90余家环境监测站，都不能达到国家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要求。多数站大型仪器匮乏、常规仪器落后。目前省站仍有仪器缺口61台套，市州站仪器缺口3375套。全省空气自动站不足40套，且设备严重老化，数据传输靠电话连接，县级没有一个空气自动监测站。全省三大流域仅4套水质自动站，应急监测网、生态监测网、土壤监测网尚未形成。由于能力所限，规定的项目测不全，部分监测结果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环境质量和污染源排放情况。

　　“环境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基础研究问题解决不了，环境规划治理工作就成了”空架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建议，“十二五”期间，国家应当加强环境基础性科研工作，使相关工作上个大台阶，为开展环境保护提供具有前瞻性、参考性、可操作性的基础资料和数据。

　　环境信息公开应是环保部门基本职能

　　受访专家认为，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技术层面没有问题，着力点应是健全和完善相关政策体制机制，使环境信息如天气预报一样及时披露成为各级环保部门的基本服务职能，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学者，设置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评价体系，对113座重点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的公开状况“号脉”。结果显示，2010年113个城市平均得分刚刚超过40分。

　　相对于政府，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状况更是堪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企业日常超标、违规、事故记录的公示依然是信息公开的薄弱环节。目前法规只要求少数列入黑名单的公司公布污染信息，实际上即便这样也较少真正公布。专家指出，一些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存在重大缺陷，法律监管缺失，而且污染违法成本低，导致一些企业宁可交罚款，仍继续污染环境。

　　马军认为，“下一步重点应是加强企业一级的污染信息公开，国际常规做法是建立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提高环境绩效，铁腕治污，这应是我国水到渠成的实施措施。”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张武建议，要为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创造条件，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环境保护公众咨询制度，让公众逐步介入环境立法、环境决策、环境执法等领域。此外，要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创新环境信息公开方式，通过各种正式渠道以及微博等新型媒体，形成上下联动的环境信息公开体系，努力通过信息公开打造“阳光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