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黄靖:崛起的中国可以同美国和平共处吗？

黄靖:崛起的中国可以同美国和平共处吗？

（2012-03-16）

● 黄靖

　　中国快速崛起之际，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引起了广泛关注：崛起的中国可以同决心维护自己霸权的美国和平共处吗？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诚然，华盛顿和北京都声称，双方寻求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双边的相互依存度也越来越深。然而，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新崛起的大国和现有霸主往往会相撞，而不是彼此接受。要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未来，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崛起”的路径，及其崛起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以往强国（如英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其先决条件是拥有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作战的军事力量。然而，中国于1980年代开始崛起时，并没有这样的军事能力，今天也几乎没有。因此，和以往崛起的大国不同，中国选择在全球化潮流中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像以往崛起的大国那样去挑战它，尽管主导这个体系的是由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所以，改革——不是军事力量——是中国崛起的先决条件。只有先改变自己，中国才能融入世界并进而改造世界。

　　值得庆幸的是，自中美关系于1979年正常化以来，“融入”也一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尽管不同美国政府在具体政策上各有所别，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导向一贯是“把中国拉进来”，并非“把中国排除在外”。

　　中美双方为“让中国融入世界”的共同努力，给世界及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崛起的中国已经与世界不可逆转地融合在一起，中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便是明证。中国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1.15万亿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表明，美中两国彼此的利益和世界的稳定，实际上被美元挟持了。其次，中国成了现有世界秩序的主要利益攸关者。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是不可或缺的，而现有的国际秩序是这一环境的基础。最后，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围堵”中国在战略上不可接受，实际上也行不通。尽管美中两国都在“防范“对方。但”防范“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其目的是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来防范对方“走向错误的方向”。

　　因此，美国与中国有可能、也应该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和平共存。然而，中国近年在国际事务上日益自信与强硬的表现，却引起了亚太周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严重关注与焦虑：崛起的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利用它越来越强的实力？应该怎样承担其维护和平稳定的责任？这样的问题关系到的，其实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根本问题：这一战略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还是本身就包含了发展的最终目的？如果这个战略只是为了让中国重新称强于世的手段，那么，由于利益冲突的不可避免，新崛起的大国与现存霸权冲突的历史就很可能重演。而如果“和平发展”是终极目标，那中国的崛起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即便如此，中国又如何能够让世界相信，它不但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促进和平，特别是在与其他国家发生严重利益冲突之时依然如此呢？从本质上看，“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是很难兼容的。前者弘扬以“集体利益”为主的价值观，发展私有制和国有企业相混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之上的，是一个垄断政治权力、压制公众政治参与、封闭的政策制定程序的政治体制；后者则强调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价值观，发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之上的，是一个鼓励政治参与、限制政府对社会与经济事务进行干预的民主制度。正因为这两种体制的本质不同，使得这两大强国很难真正和平共存，在两国的“核心利益”发生冲突而造成重大危机时，更是难上加难。

　　显然，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挑战。近年来对“中国模式”的激烈辩论，并不表示对这个模式具有信心。恰恰相反，它反映出了中国精英与大众对这个模式的可持续性日益增长的疑虑。所幸的是，政治改革是保持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正在成为中国举国上下的共识。要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中国必须要政治“制度创新”，以此扩大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多元化的良性发展。

　　一个由市场力量推动的经济必须有法治的保证。广泛的政治参与、透明包容的政治制度，是建立法治不可或缺的保证。所有现代化国家的转型经验无一例外地显示，现代化的过程必将催生人们政治参与的要求。事实上，中国政府推动现代化越成功，民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也越强。

　　毫无疑问，通过政治改革实现民主转型，是中国维持“和平崛起”的唯一可行途径。否则，尽管中美双方都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将始终被美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因而很难真正成为彼此的和平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