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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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是重庆实现跨越式发展巨大动力
2012-03-02 10:12 重庆日报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南方。老人一路走，一路看，话语不多，却又振聋发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由此，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20年后，当中国改革涉入“深水区”，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国际形势之际，西部的重庆——少年邓小平登船赴法求学之地，正高擎改革开放的大旗，沿着民生导向、共富发展之路，奋力追求科学发展的梦想。
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城市，一个曾经背负着诸多沉重包袱的老工业基地，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的特殊直辖市，探索改革开放的新路是十分艰难的，但重庆步伐坚定。
自2007年起，这个年轻的直辖市推进“五个重庆”，开通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引进来”、“走出去”……重庆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许多改革从“跟跑”变为“领跑”，并基本建成了内陆开放高地。全市经济也呈现出“加快”、“率先”之势，去年，GDP迈进“万亿俱乐部”，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居全国前列，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
以开放促开发，以改革促发展，重庆闯出了一条内陆开放之路、深化改革之路、科学发展之路。
当生日歌响起时，年轻的直辖市在欣喜之余，也清楚地看到，要深入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还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
2007年，年轻的直辖市迎来了10岁生日。
回顾10年风雨路，可谓“万事开头难”、“创业维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张德邻、贺国强、黄镇东、汪洋4位书记，蒲海清、包叙定、王鸿举几任市长，历届市委、市政府一茬接着一茬，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创业，“费尽移山心力”，奋力迈出了对内对外开放的步伐，全市GDP年均增速10.2%，民主法治与社会事业也全面进步。
10岁的直辖市重庆，成功走出了困境，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取得重要成果，人均GDP迈上了2000美元大关。党中央、国务院也寄予厚望。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作出了“314”总体部署，希望重庆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年6月，国家还批准重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唯一的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改革试验区。
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手里也多了不少优惠政策，的确令人振奋。但重庆人也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的拉动不足；又地处内陆，在开放的“三线”，出口拉动几乎为零，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重庆还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面大，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生态环保任务艰巨，社会保障也亟待加强。
环顾四邻，重庆也有不小的差距。在西部12个省区市中，重庆直辖10年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重庆快，别的地方也不慢。2006年，重庆人均GDP达到12457元，但排在前面的内蒙和新疆，分别比重庆高了7000多元和2500多元。重庆要实现中央要求的“加快”和“率先”，并非易事。
当生日歌响起时，年轻的直辖市在欣喜之余，也清醒地发现，要深入推动科学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还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
“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要扩大开放”
“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重庆新一轮大发展的动力何在？
实践证明，中国之所以创造连续30年近10%增幅的世界经济奇迹，归根结底靠改革开放。重庆直辖10年的大发展，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贸易国际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关起门来搞发展，都不会有大出息。
走过10年直辖路后，重庆要有更大作为，实现“突围”，必须通过开放发展生产力，利用全球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缩差共富、公平正义。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薄熙来2007年底履新重庆。在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就旗帜鲜明地举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旗。他说：“重庆要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就要扩大开放，这是巨大的动力。”
之后一个月，薄熙来先后会见12家跨国公司代表、重庆港澳政协委员和渝中区人大代表，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即便是参加全市政法工作会，他也特别指出，“重庆要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不失时机，取得成功，必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下大力气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努力成为吸引和汇聚国内外各种发展要素的‘热土’。而政法战线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将重庆建成外来投资者的安全区、放心区。”
此时的重庆，迫切希望装上开放这架“大马力发动机”，实现加速腾飞。薄熙来说：“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下，才能有效聚集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经济要素，为我所用；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竞争，结识高手、良师，激活智慧，快速进步。国内外如黄金般宝贵的发展机会，也只有在开放环境中，才能分享。”他还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好比打乒乓球，如果只在家里和老婆、孩子打，也会赢得开心，但难有长进。敢于和强手交锋，就是输了，也会进步。”
于是，一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在巴渝大地展开，电视台还为此搞了辩论大赛。讨论凝聚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也让大家感觉“输不起、坐不住、等不及”。接着，在2008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扩大开放，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明确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
“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展得很好。未来30年，西部地区将大有作为，重庆对外开放海阔天空
搞开放、搞改革，不能光喊口号，不能靠头脑发热，关键在于科学的设计和扎实的行动。必须开动脑筋，运用智慧，大胆地试，科学地闯，才能趟出一条新路。
重庆不靠海、不沿边，对外开放确有客观难度。比如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就面临着交通、市场、人才等因素的制约。仅一个交通，重庆距离东部沿海2000公里，距欧亚大陆桥北线也路途遥远，而加工贸易对物流成本十分敏感，西部要像东部那样，大进大出，并不现实，也缺乏优势。
大挑战也孕育着新机遇。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展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几个开放高地，这对于全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换个角度，创新思维，对外开放也可以海阔天空。
在东部沿海，由于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搞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相对较低。而西部的优势在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较低，且供应充足。如果实现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研发、配套、生产集中于一地，仅有市场在外，对笔记本电脑等高附加值产品来说，西部就拥有了比较优势，而物流成本也不再成为重要的制约因素。这一思路，就是重庆创造的内陆加工贸易新模式。
几年干下来，这条内陆开放的新路子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宽。目前，重庆吸引了惠普、宏碁等全球5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商，富士康、英业达等6大代工商，40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年产量超1亿台、产值超千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正在西部迅速崛起。
对一个系统来说，一个“点”的突破将引起连锁反应，制度创新也是如此。“凤”来得越来越多，“巢”自然也需要筑得更好、更大。迅速成长的笔电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催生了内陆首获批准的两路寸滩和西永两个保税区。而加工贸易的货物出口，进而又带动了重庆首创跨关区便捷通关联动模式，跨关区实现了“一卡通”。为占据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高端，重庆还率先开展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惠普亚太结算中心、宏碁和华硕第二运营总部等相继落户。当年对外引资由2007年的1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100亿，国内外众多客商，尤其是世界500强企业纷至沓来，又促使国家最终下了决心，在重庆设立中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重庆搭起了一个又一个内陆开放的大平台。
随着渝新欧铁路的全线贯通，重庆从开放的“三线”一跃而成“一线”，变成了内陆开放的前沿
重庆创造的内陆加工贸易新模式，改变了世界加工贸易布局，而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的开通，则真正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过去，打开中国经济版图，东部沿海是对外开放的“一线”，是“窗口”和“桥头堡”，西部地区则被称为开放的“三线”，基本与“口岸”无缘。其中的关键在于交通。中西部的商品出口，或者运往上海、广东转口，然后飘洋过海；或者走铁路到哈尔滨，通过欧亚大陆桥北线，之后再耗时20多天，才能到达欧洲。
其实，西部并非没有铁路通往欧洲，但受传统思维的限制，以及繁琐的海关关检、复杂的铁路物流转运，“新欧亚大陆桥”虽屡被谈论，却始终未变成现实。这些年，重庆协调沿途5国海关和铁路部门，推动达成便捷通关协议，实行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五定班列”，还合资在重庆注册物流公司，专司这条铁路的物流运转。
“软件”到位，盘活了既有的“硬件”。去年，渝新欧国际货运大通道正式开通。从重庆出发的货物，可直抵德国、比利时、荷兰和波兰，且运行时间比欧亚大陆桥北线缩短了七八天。由于政策绑定，全国各地要通过这条铁路把货运到欧洲，或者分流从欧洲回运的货物，均须在重庆报关。渝新欧铁路的开通，让重庆从开放的“三线”一跃而成“一线”，变成了内陆开放的前沿。
对此，重庆市长黄奇帆曾有过一段表述：“开通渝新欧铁路，听起来简单，实则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和复杂的运作。如果没有开阔的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即使想到了，也很难做到。”重庆的实践，再次证明了一点：睁大眼睛看中国、看世界，对看准了的事情、正确的事情，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终将有所作为。
在“走出去”方面，东西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天高地广。重庆大胆探索，形成了“有进有出”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创新、创造开阔了思路，改善了环境，推动了大开放、大发展。2011年，重庆提前一年完成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利用外资，从2007年的10亿美元，提高到106亿，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对外贸易总额超过35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7年的1‰提高到1%；外地货物经由重庆转口的货运量占比达到32%；离岸金融结算从无到有，不断扩大，结算额达到2011亿元……
重庆的对外开放，不仅“引进来”，还“走出去”，实现了有进有出、内外互动。2010、2011两年，重庆启动海外投资项目110亿美元，在全国独树一帜。
中国人有个传统，讲究勤俭持家，喜欢存钱。具体到对外开放，不少地方重视招商引资，对到海外投资却兴趣不大，总觉得把钱攥在手里，把项目摆在身边，心里才踏实，干起来才实惠。而且，由于对世界各地的经济规则不太熟悉，海外投资信息不够丰富，项目选择和运作上也缺乏经验，更使不少企业顾虑重重。结果，中国外汇储备以每年4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去年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却相形见绌。“走出去”这一重大的国家战略，步履维艰，各地均无实质性的突破。
当前，世界各国遭遇危机，渴望资金和投资，而中国又“不差钱”，正是“走出去”的好时机。对西部地区来说，在“走出去”方面，与东部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又无地域的劣势，又可以使海外的矿产、土地和高科技产业为我所用，真是天高地广！
重庆开始积极谋划。为降低投资风险，重庆确定“三不原则”，即不运作“体外循环”项目，不支持“卖苦力”的工程承包，不投资虚拟经济项目。而是面向国内市场和重庆需求，策划实施矿产资源、粮食安全、资源加工、装备技术、园区开发等领域的项目。比如，到巴西和阿根廷买地种粮食，收购澳大利亚铁矿、圭亚那铝土矿，到英国收购机电项目等。科学的谋划与运作，让重庆抓住机遇，获得了急需的资源、技术和人才。去年，海外收获的20万吨大豆，已运回国内。
公租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居有定所，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百业兴
开放促发展，也推动了改革。面对诸多热点难点问题、体制机制性障碍，重庆人敢想敢干，科学谋划，稳步推进，很有成效。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成绩举世瞩目，但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矛盾。比如，区域、城乡、贫富差距拉大，“三农”问题突出，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等。
改革势在必行！那么，作为西部的直辖市，重庆在全国改革大局中如何定位？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西部地区的改革分为3类：一是跟进型，即将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用于本地。二是特色型，针对本地特殊的问题推行改革，但不具有全国意义。三是“领跑”型，在全国率先推动，创造的经验具有示范推广价值。这些年，重庆除了跟进和特色型改革，还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契机，在民生改善、缩差共富领域大胆探索，许多改革从“跟跑者”变为了“领跑者”，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好做法。
公租房建设便是其中之一。老百姓过日子，有四件大事：衣食住行。当今中国，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住房问题比较突出。单靠商品房供给，低收入群众难以承受，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房源少，保障范围有限，还存在权力寻租，难以根治住房难。
对单轨制住房供给的制度缺陷，中央充分重视，国务院也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重庆开全国先河，率先探索建立城市住房“双轨制”模式。2010年，重庆正式启动大规模公租房建设，计划3年建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累计开建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为防止利益输送，并避免公租房变成“贫民窟”，重庆把握了5个关键环节：一是租住对象明确，即进城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住房困难户；二是与普通商品房“混建”，住房品质、配套服务和物业管理不亚于中等商品楼盘；三是租金较低，每平方米平均10元；四是严格实行“封闭运转”，退出公租房产权，只能交回公租房管理局；五是融通模式科学合理，向国家社保基金、商业保险机构、国家烟草公司等融资。
公租房建设，是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良好的制度设计、充分的保障范围，使占城市总人口30%-40%的低收入群众，不再担心住房问题。居有定所，则人心安；人心安，则百业兴。
重庆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中国改革，难点在“三农”，而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瓶颈问题是资金短缺。
《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耕地、林地、宅基地，无法作为抵押品，通过银行贷款，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同样因为这一点，长期以来，中国农民收入主要来自田间耕作和外出打工，基本没有财产性收入。
新近颁布的《物权法》为难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重庆依照《物权法》，创新地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都是财产权”，并分离量化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财产占比。在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三权”进一步确权到户基础上，明确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宅基地集体和农民分别得15%、85%，林地和承包地集体和农民各得20%、80%。这一规定，实化了农民的土地和房屋财产，使其可自主用于银行质押融资、入股股份合作社、变现为转户进城的原始积累。
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激发了生产活力，那么，重庆推动的农村产权改革，明确了土地使用权的财产权性质，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此外，为了防止贷款风险，消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重庆还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三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可能产生的贷款坏账，由银行、政府、农户各承担三分之一。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了兴农融资担保公司，各区县成立子公司，形成“伞形”担保体系。
明晰财产权，健全风险预防机制，迅速激活了“三权”抵押贷款。目前，重庆累计发放“三权”抵押贷款180亿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000亿元。借此，农业发展获得了企盼多年的“源头活水”，而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也成为可能。
重庆农民工一年半转户322万人，风平浪静。温家宝总理评价说：“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在经济学家眼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除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外，解决农民工身份，减少农民，推动城市化进程，也是非常紧迫和现实的问题。
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多数在东南沿海打工。在城市，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在农村，青壮年离家后，造成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如同“候鸟”，春去冬来，每逢节日都给运输系统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农民工二代”，已经远离乡土，习惯城市生活，却面临城市融不进、家乡回不去的尴尬境地。但是，农民工变市民，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换，它涉及到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社保等多方面配套，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重庆也有800万农民工，其中三四百万在重庆城区打工。面对问题，是念“拖字诀”，还是用“闯字经”？决策之前，黄奇帆算了一笔账：如果300万农民工转户，每个人需要配套10多万元，总计3000多亿。但3000多亿不是一年拿出，而是在15年到20年里分期投入，这样，每年需要投入两三百亿。再者，改革成本不是由政府“一肩挑”，而是由企业、政府、社会分担。此外，每位农民进城，只要每人每年增加一万元的消费，300万农民工每年就可以带来300亿的消费。算细账，农民工转户成本并非无法接受，如果考虑农民减少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利可图”。
于是，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并设计了5条政策：一是以农民工就业和自愿为转户前提，在主城区工作5年以上、区县城工作3年以上就可以转户。二是农民工转户进城，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五大保障”一步到位，也就是俗称的穿上“五件新衣服”。三是承载地以工业园区、主城区和区县城为主。四是改革成本由企业、政府、社会各大体承担三分之一。五是建立农村资源自愿有偿退出机制和平台，也即俗称的宅基地、林地、承包地“三件旧衣服”，农民工可自愿决定是否“脱掉”，如果“脱掉”，还要给予足够的补偿，消除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由于制度合理，重庆农民工一年半转户322万人，风平浪静，在全国产生示范效应，主要做法被纳入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温家宝总理评价说，“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
或许商人的嗅觉天生敏感，他们从重庆在风平浪静的改革中，迅速捕捉到了商机。于是，2011年4月，西永微电园出现了这样一幕——
来渝考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问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你在沿海有很多工厂，为什么又跑到重庆投资呢？”
郭台铭答：“一是重庆建设公租房，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可以专心做生意；二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解除了员工的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三是重庆打黑除恶，建设‘森林重庆’，发展环境好！”
重庆无中生有，创建七大要素交易市场，宛如增添了7个“极核”，将各种经济要素凝聚于己，又辐射周边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要成为经济的“中心”和“增长极”，必须具备强大的要素集散能力，必须建设定位明晰、制度科学、运营规范的要素市场。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历经几年奋斗，重庆创建了土交所、药交所等七大要素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已超过3000亿元，正逐步成为区域性要素集散中心和定价中心。
其中，农村土地交易所是全国唯一的。重庆利用级差地租原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复垦为耕地，产生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设计成“地票”公开交易。这样一来，不仅确保了耕地总量不减，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还具有了同等收益，而且“地票”净收益，85%补偿给农户，15%给集体。截至目前，重庆累计交易“地票”8.9万亩，农民直接增收124亿元，还为农民新村建设提供了22亿元建设资金。
药交所也是一大创新。它日益显示出五大功能：一是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通过统一采购抑制了虚高的药品价格；二是减少中间环节，预防腐败；三是市场调节功能，优化了资源配置；四是体现了结算功能，加快资金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五是推动重庆成为药品交易高地的功能。去年，药交所交易额达50亿元，药价平均下降28%，为群众节约药费10多亿元。到2015年，交易额有望达到1000亿元，届时，药价还将大幅降低。
如此等等，重庆“无中生有”，创建七大要素交易市场。这宛如增添了7个“极核”，将各种经济要素凝聚于己，又辐射周边，从而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夯实了地基。
重庆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重庆改革“成绩单”里，还有很多属全国“率先”或“首次”的项目——
在全国首开微型企业发展先河。采取“1+3+3”政策措施，即“1”名带头人出资本金，带动8-10人，成立微型企业。给予“3”条扶持政策：财政补贴3万-5万元；按资本金1∶1的比例提供银行贷款；给予注册资本金等额的税收优惠。提供“3”项服务：建立创业培训平台，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搭建与龙头企业的对接平台，让微型企业进入大企业供应、采购链；搭建创业基地。短短一年多时间，重庆发展微型企业5万多户，带动40多万人就业。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并在全国首次把基尼系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还制定了缩小基尼系数的时间表。经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去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占比由2010年的43%提高到了44.2%，基尼系数从0.438下降到0.421。表明重庆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出现逆转。
……
审视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与开放，逐一剖析每项政策的机理与效能，可以清晰地发现：重庆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改革开放，努力改善民生、缩差共富、推动科学发展。
如何衡量一个地区的改革开放是否成功？邓小平说，主要看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拿出重庆的“答卷”，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逐一比对，答案不言自明。
如何看待重庆探索与实践的意义？此时，就需要重温邓小平另一段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此比对，答案同样不言自明。
20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今，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谱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这是当代国人不可推卸的、神圣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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