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待遇低么
郭宇宽
如今很多学者都在写文章怀念民国时期，讲那时候做一个知识分子收入有多高，能住洋楼，能请几个老妈子，出门有车夫，颇有世风不古之感。实事求是地讲，民国时知识分子地位确实是高。鲁迅在其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经济活动，让我们可以对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收入水平略窥一二。虽然很多人都在争论鲁迅是不是巨富，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工资水平比今天的普通大学教授高了不知多少倍。鲁迅当年买下北京的三进大院，只花了十几个月的工资，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但我认为，如今中国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知识分子是伴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也就符合市场规律，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在民国时期，知识是稀缺资源，供给不足，而且获得知识的成本也很高，工资水平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比如胡适，一回国就当了北大的教授，工资也发得很多，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因为当时“海归”很少，出国很困难。且不说别的，去美国光坐船就要一个月左右。其实一直到九十年代，由于文革的影响，智识阶层也还是稀缺的。那时候就是从国外读个硕士回来，评个教授也不是很困难。
而现在市场已经过饱和了，每年都有大批海归归来，带着博士学位的也不在少数。再加上中国本土每年还产几十万博士，大家都争着往大学里挤，而大学就这么多，自然是供大于求。且不说教授了，要当个助教都很困难，队伍排得老长。如果把胡适放到今天的大学，要评个讲师估计也很困难。所以说教授工资水平的下降，跟市场规律是相吻合的。
其实放到世界范围内来看，知识分子的收入都是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但在中国，除了市场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西方社会里，最优秀的学生都去经商，其次是做学问，再次才去当公务员；而中国是完全颠倒的，最优秀的学生去考公务员，其次往学校里挤，最差的只好去经商。封闭有有时候有封闭的好处，这使得大学市场成为一个高度封闭的高福利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许多大学教授享受着跟实际贡献不吻合的福利，还怨声载道，而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要挤进学校很困难。这些教授其实是跟中石油和中石化一样，成了垄断的受益者。
所以说，如今很多人在酸溜溜地怀念民国教授的高收入，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现象。甚至我觉得大学教授的工资应该再低一点，能保证他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就足够了。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英国女王在参观著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时，发现任天文台台长的天文学家詹姆·布拉德莱的工资很低，表示要提高他的工资。布拉德莱得悉此事后，恳求女王千万别这样做，他说，如果这个职位一旦可以带来大量收入，那么，以后到天文台来工作的人，将不会是天文学家了。由此看来，低一点的工资，反而可以促进学术的进步。而在中国，有些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年收入都达到上百万了，学术反而乏善可陈。
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横向的对比来看，知识分子的工资也不应该太高。比如在美国很多人就认为，掏大粪的工人应该比大学教授工资高。因为掏大粪是一种辛苦的、不被人尊重的工作，没人愿意干，而知识分子则可以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很多乐趣，很多人都愿意干。既然大家都愿意当教授而不愿意掏大粪，那为什么还要给教授更高的工资呢？所以今天很多中国学者只知道回忆民国教授工资有多高，却没有看到中国的掏粪工人比美国的掏粪工人工资低多少。
在美国，一个开垃圾车的，一个开大货车的，或者一个修下水道的年薪十几万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享受很好的职业保障，依靠工会组织的保障，工作非常稳定，相当于我们说的的终身教授，他们个个都是终身司机，终身管子工。
所以，如果讲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系，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工资不是太低了，反而是太高了。我经常教育我的朋友们，社会转型会让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空间，但如果你理解的未来是会让知识分子有收入意义上更好的待遇，那我敢掏空我的钱包和你打赌，这种期望绝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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