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中国体制内共识面临挑战

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最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让整个国家体制不再围绕一个权倾一世、让人们狂热崇拜的政治强人而运转。1976年，毛泽东时代终结，中国政治体制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在名义上，这一体制过去和现在都信奉共产主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然也握有很大权力，但他不像毛泽东，后者对权力寄予了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邓小平对个人崇拜非常警惕，他严令禁止各地为自己树立雕像或张贴画像。上世纪90年代初继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权力比邓小平更弱。而缺乏个性、有些刻板的中国现任领导人胡锦涛，比前几任的权力都更小。个人崇拜被彻底清除。至少直到薄熙来进入公众视线之前都是如此。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建立了一种集体领导制，上层精英们通过寻求共识来执政。这一体制的顶层是由9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一层是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薄熙来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员）。除最高层之外，参与决策的还有其他中共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及各个政府机构。

中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有让公众表达意见的场所。中共领导人对针对腐败、污染、官员不称职和社会不公之类问题的批评非常敏感——如今这些批评之声还主要集中在网络上。中共有时会选择压制异见，尤其是当批评声音对中共自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但对公众围绕其它问题——比如大连兴建石化厂或温州高铁事故——发出的不满声音，中共却可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包容。

在某些方面，中国现代政府仍带有基于科举制度的封建官僚体制的影子。在现代中国，中共干部要花上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最具挑战的行政和政治职位历练，才能一步步爬上最高层。出身食品加工厂的汪洋，即是这样进入中共共青团，然后进入在权力圈里不那么刺激的安徽省体委，之后在安徽省委站稳脚跟。在再度经历数次高难度工作的考验后，如今，他已经是广东省委书记，距离握有大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仅有一步之遥。

这样一种严格制度可以选拔出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在过去30年间，即便他们有缺陷，但正是这些人引领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增长。然而，由共识驱动的技术官僚体制如今出现了问题。挑战既来自党内，又来自党外。

党内挑战最戏剧化的体现，就是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跟汪洋一样，薄熙来也是从中共基层做起，尽管他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在大连市、辽宁省和重庆市步步攀升，而他的目标是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薄熙来的主要过错（除去打黑的严酷和腐败等问题）在于，他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共赋予的，而是来自他的个人声望。唱红歌、喊口号，薄熙来的做法太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了。这种做法让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此话出自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而这段讲话宣告了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终结。这一事件迫使中共揭开了“天鹅绒幕布”（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语），把掩盖在中共团结一致外表之下的内部斗争暴露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