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 | “现实政治”的虚妄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香港, 蝗虫论, 中港矛盾, 现实政治, 泛道德主义, 许宝强

文：许宝强

“蝗虫论”、“港人是狗论”等喧声呈现的中港矛盾，以及特首选举中出现的“诚信重要论”，隐含着两种表面对立但实质互补的政治观，也就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和“（泛）道德主义”。

虚拟的“现实政治”

所谓“现实政治”，是指政治的考量所依据的是赤裸的利益计算，而资源分配的争夺和胜负，则完全取决于政治实力，而非建基于道德原则或普世价值。在香港的当代语境中，强调“现实政治”，隐含了“这是政治，蠢蛋！”（This is politics, stupid!）的潜台词，矛头往往指向无条件地坚持普世价值的“（泛）道德主义”，批判其过于理想天真。

例如，在有关外佣居港权和双非孕妇的论争中，一种流行的说法，正是指控社会运动倘不积极回应保卫本土利益的诉求，也就是若不在某程度上加入排外的大合唱，将会失去政治的主导权，让右翼的民粹力量独领风骚。

然而，这种对所谓“现实政治”的强调，其自身的“现实性”，却颇堪商榷。政治的目标，离不开促进某种社会改造，又或是推动某些政策，最终的目标，仍然是为了解决特定社群的问题。于是，右翼的保守政治想要维护的，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现况，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的暴力，以维稳或追求“秩序”；相反，左翼基进力量则渴望平等公义，站在受压迫者一边，尝试限制官商权力的无限扩展，甚至不惜发动革命，以推翻在位的统治集团。政治本是达至这些不同目标的手段和争持过程，但在“现实政治论”手上，“政治”却往往变成了“目标”，也就是维护参政者自身的生存或权位。

如果“现实政治”论者愿意坦承其政治目标，只是一种马基维尔（Machiavelli）《君王论》的现代犬儒诠释，当中的反道德主义（amoralism），或赤裸的个人利益计算，是参与政治的唯一考量，那么，“现实政治论”与保卫“本土”社群利益的诉求，自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事实上，高扬“现实政治”的声音，其实并没有很清楚表明其所追求的，究竟是谁的利益，也没有尝试澄清“本土”社群其实包括了什么、排拒了什么。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的答案，“现实政治论”宣称其代表的“本土”诉求，其实并不是那么现实的；缺乏明确的主体利益，也只能是一种虚拟的政治。

重思“本土”

一种简化版的“本土”诉求，主要是透过排外（包括反共）来建构的。在这种论述下，“本土”或“港人”很容易变成了没有差异的同一社群，剩下一种单一的诉求，而且只能是透过排外来界定的——好像只要大陆双非孕妇不再来港，“本土”不同社群面对的医疗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自然，来港产子的大陆双非孕妇数量愈来愈多，短期内肯定会加重本地医疗体系的压力。不过，双非孕妇这议题所彰显的，其实是本地以至国内及全球社会的两极分化下所催生的结构性问题，把矛头仅指向双非孕妇这加在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不仅没有针对社会的“深层次矛盾”，更有可能以“现实政治”的措辞，模糊甚至取代了现实的政治问题。如果“反双非”的政治目标，是为“本土”港人（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社群）争取良好的医疗服务，那么要处理的问题应是：“怎样才能建立或维持一个对大部分本土社群友善的医疗系统？”

要对症下药，首先需厘清问题的成因。香港大部分中收入社群难以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根源自贫富的进一步分化。与地产或零售市场一样，医疗服务也朝两极的“市场”发展：一方面富人（包括国内新富）数量激增，其高消费能力支撑了私院不断吸纳政府医护人才；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社群及老年人口的大幅上升，加上流感和慢性疾病的跳增，而医管局的管理却出现各种弊端，引致公营医护人员面对愈来愈大的工作压力，去年4月护协的“嬲爆、劲灰、丧颓”贴纸，矛头除指向医管局的管理，还同时诉说了公院护士流失严重、大量空缺未补的严峻现实，当中最严重的还不是产房妇科，而是急症内科。

倘若提出“现实政治”真的是为了满足本地社群的医疗服务及其他社会需求，那么真正现实的做法，应是首先探讨“反双非”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建立或维持一个对本港大部分人口友善的医疗系统。再追问“反双非”的过程中，会否产生一些非经意的负面政治效果，例如强化了对乡音未改但也是货真价实的“本土”一员的低收入新移民的歧视？令他们更难享用本地的医疗服务？鼓吹“反双非”或“反大陆自由行”时，如何避免这些与预期目标相反的非经意政治效果？是否真的能同时保卫包括新移民及依靠自由行消费为生的零售业雇员的“本土”利益？倘不能完全避免“杀错良民”，应如何在“现实政治”诉求和不经意的负面影响之间取舍？又应由谁（代表谁）去决定？透过修改《基本法》或彻底改革本地的医疗系统，是否才是真正现实的出路？

诚信与犬儒

回避这些问题的所谓“现实政治”，尤其是当鼓吹者宣称代表“本土”大部分社群的利益时，很可能只是一种缺乏政治主体的虚拟政治。这种“现实政治”的利益计算，明显得益的兴许只是追逐“现实政治”的政治力量，例如透过排外的措辞以获取区会立会议席的政党，但在普及的公众层面上，是否真的能为“本土”带来利益？这仍是需要深思的。

“现实政治论”建构的一个假想敌人，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各种歧视、一贯追求政治正确的“（泛）道德主义”者。这自然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但却同样有一竹篙打一船人和把污水与婴儿同时泼掉的危险。更重要的是，“现实政治论”与“（泛）道德主义”，其实并非截然对立的原则，而是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补关系。

“现实政治论”与“（泛）道德主义”，其实都承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分别在于前者相信跳进污泥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后者则高扬道德旗帜，追求纯洁的救赎。然而，不仅是“（泛）道德主义”，“现实政治论”也同样假设存在着一种不受污染的善（包括最近经常听到的“诚信”），而为了撕破“（泛）道德主义”的假面，必须指出它其实无法达至其追求的普世价值——譬如提问：“假如真的将会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的内地居民或外佣涌港，你们还坚持共融、多元价值吗？”——但前提是需要假设这“善”的存在；倘不存在，也就无所谓撕破。

政治学者Sharon Stanley指出，正因为不完全放弃善的假设，“现实政治论”者（或她所指的犬儒）可以在一些事情中表现虚无，甚至从公共政治中退却，但却可能会在另一些政治或社会事务中积极认真。她认为，当代犬儒主体内藏的这种不稳定的矛盾，可以衍生出“从公共政治中退却”外的其他可能性。循此思路，只要我们不接受存在全无瑕垢的“道德诚信”，同时拒绝完全否定任何理想和原则的虚无价值，那么，在所有的从政者都必须是道德高洁的“君子”╱“淑女”或完全臣服于“现实政治”这两极之外，仍有可能寻找既重视原则又符合现实的政治实践。

否定理想或普世道德价值的“现实政治论”，往往首先假设了存在，并曾尝试追逐一些高不可攀的理想价值，例如Sharon Stanley提及的Baudrillard及Lyotard这些反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教父，都曾钟爱以宏大叙事称着的马克思主义；又或是当代最激烈的反共斗士，不少都曾寄情共产主义的高远理想，而在共产主义实验转化成腐败的极权统治后，才变得犬儒失望。

然而，我们也可选择从一开始就放弃高不可攀的理想，或效法Bruno Bosteels在Actuality of Communism一书的建议，避免完全思辩式的左翼诉求（speculative leftism），在扣连旧的状况和新的解放愿景时，某程度放弃对无瑕的“诚信”的追求，并重思“现实性”（actuality）这概念，拒绝把它等同为琐碎无聊的日常事务，或作为完全不切实际的思想或观念的对立面，而是把它看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探索和开放的政治任务。把理想愿景的思考，从“还未”（not yet）达至的高不可攀道德信条，转化为“已在”（always already）的当下实践和努力。让有“现实性”的政治，成为有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可及的和有原则的愿景，并能够有助我们清楚判别政治工作（包括论述）是趋近了目标还是愈行愈远，而非是那种与其所宣称的目标无关的、满带犬儒味道的“现实政治”。

■参考文献及延伸阅读

Bosteels Bruno (2011): The Actuality of Communism,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Stanley, Sharon (2007): “Retreat from Politics: The Cynic in Modern Time”, Polity, No. 39, pp.384-407.

（原文刊于2012年2月27日《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