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 征粮：与农民的第一场遭遇战，下

      （续）由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到1952年秋征，又一波暴力事件爆发出来。
       农民反映说，政府征粮大大超过了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是一步紧一步，总归让你吃不饱，饿不死”。有的村子召开几村联村大会，号召：“哪村先缴粮全到那村吃，全乡公粮由他代缴，区里捉一个，我们去十个，捉十个，大家全去”。把清朝时对付地主的方法都使出来了（参见乾隆年间的崇明案件，《租佃关系新论》）。
       由于政府强行征粮，甚至不惜动用武装部队，因此到1952年，包括宝山、松江、南汇、上海、青浦、川沙等郊区县，相继发生农民自杀、村民打架、剿粮沉船等严重骚乱。临近的常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徐州、镇江等县也有此类事件出现。干部宣称：“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们几个我们又怕啥？”
       不错，历史上江南农民既有“欺负地主”的传统，也有“抗粮”的习惯，但这样一来，在他们眼中新政权成了何许人？新政权又如何看待他们？
       我多年研究农民行为，也在通常的情况下把它概括为农民的“反行为”（或曰“不反之反”），但这次看来不像。问题是：农民为什么拿出了他们最激烈的武器——一种最奢侈的斗争形式？
       看来，江南农民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他们还需要补上这一课。
       从各方面材料来看，共产党一定会在江南这个“封建势力”的“大本营”立威，最终我们发现，这个“威”却是“立”在了平头百姓的“心坎”上。
       对于这些，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黄金娟的文章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许多问题值得“追踪”，也可以使用“口述史”的方法。涉及农民行为的地方，更有必要作细致的了解和描绘（如果有口述访谈，有些字义如“博衣”等，就不必猜测了）。如果没有口述，而只是从档案到档案，从文字到文字史料，那我们与外国人治中国古代史，还有什么区别？
       如说北方老区已不胜负担，即须多加说明。新区负担如何下来，也不是毫无线索。比如，当时中财委负责人薄一波的“专断独行”，任职上海市财税两局局长的顾准对此有何看法，我以为还是留下了一些材料的。另外，有材料指出：1949年秋征，华东额定征粮五十三亿斤，而结果征得八十七亿斤，占164%，地方附加不在内，超额这么巨大！所以当时黄炎培给毛泽东的信中，充斥了“失人心可惜”、“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人心动摇”等语句（参见黄方毅：《一九五○年黄炎培致毛泽东“万言书”》，《纵横》2007：12）。
       还有，已公开的《内部参考》的材料（现存于香港者），也应该考虑运用。
       我的读后感是：新区负担过重，以致南方各地“造反”，——如黄金娟文章所说华东、华南、华中、西南等地在这段时间先后发生了大范围的暴乱，布朗、王海光文章主要披露的西南等地情况（据我了解，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四川；十年以前我就从当事人口中听说过这个故事），——看来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无疑成了共产党与（南方新区）农民之间的“第一场遭遇战”。
       这就是这几篇文章给我们的主要信息，重中之重。
       但是，这一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按黄金娟所说，解决的主要原因好像是粮食税收额有所调整，当地粮食产量也有了提高。我觉得似还可以追问。粮食问题是否真的那样解决了？那，1953年统购统销之际，又曾发生什么问题（如果说之前还能吃到人均六七百斤，统购以后则不可能）？显然，也应该有纵深的探讨，包括给出较长时期的较为系统的统计数字；而且，也无须以有无“集体反抗”为其标志。
       上海，处于江南棉产区的中心，粮食问题严重到这种地步，是否引起了退经（经济作物，如棉花）还粮的现象？并终于导致了当地经济格局的大转变……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最后，还有必要回到所谓“代表性”（或所谓“典型性”）问题上来。可能与多数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面对的一些较小的“个案”，并非不能引申到大的问题，此其一；其二，它也可能只代表它自己，而不必考虑其“代表性”的大小（或曰是否“典型”），但能揭示它的存在，表明在“整体”中含有这一部分，恐怕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