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15日 10:25:47

      钱穆先生曾说,在春秋时,国际上弱国遇强国,往往凭借一番辞令,不从利害方面讲,只从道义方面讲,而把强敌说服了。比如子产相郑,居晋、楚两大之间,崎岖谋存,所凭恃者,即是他的外交辞令(《先秦学术思想•第四讲》)。
       还有子贡的例子。《左传》哀公十二年:吴征会于卫,卫侯来,吴人藩卫侯之舍。(卫人请子贡游说吴太宰)太宰嚭曰:寡君愿意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执)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堕党而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太宰嚭说,乃舍卫君(钱穆《四书释义•孔子之弟子》)。
       这哪里只是凭强权呢?
       哪是只有强权才是公理?
       我曾去过美丽的斯洛文尼亚,全国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山地营),——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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